监狱的生活有它自己的节奏，一种单调、重复、不容改变的节奏。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整理内务，吃早饭，劳动，学习，吃午饭，继续劳动，吃晚饭，集体活动，熄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被分配到了印刷车间，负责操作一台老式印刷机。机器轰鸣声中，时间变得模糊，只有墙上日历一页页翻过，提醒着我外面的世界仍在转动。
入狱第三个月，我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信。信很短，字迹歪歪扭扭，说他身体还好，叫我不要担心，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泪水打湿了信纸。我知道，父亲的身体不可能“还好”，他年轻时在矿上工作落下的肺病，随着年龄增长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没有回信。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能写什么。告诉他在监狱里我学会了按时起床、整理床铺、操作机器？告诉他我每天夜里都会梦见叶尘倒下的样子？告诉他我后悔了，不是因为被抓，而是因为毁掉了两个家庭？
不，有些话永远说不出口。
印刷车间的组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周，因经济犯罪入狱，已经服刑八年。周组长话不多，但做事公正，对新手也耐心。他看出我状态不对，有次休息时递给我一支烟——监狱里香烟是硬通货。
“抽一支，放松放松。”他说。
我摇摇头：“不会。”
“学学，在这里，抽烟是少数几种享受之一。”他点燃自己的那支，深深吸了一口，“你是因为什么事进来的？”
“杀人。”我低声说。
周组长点点头，没有表现出惊讶或鄙夷，这让我稍感安慰。监狱里最忌讳打听别人的罪名，但印刷车间就这么大，消息总会传开。
“刑期不短吧？”他问。
“十五年。”
“还年轻，出去才四十岁，还有半辈子。”周组长吐出一口烟圈，“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我原来判十二年，现在只剩两年了。”
我沉默着。十五年，出去时我已经四十岁。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了，外面的世界不知变成什么样，而我除了在监狱印刷车间学到的技能，一无所有。
“想开点。”周组长拍拍我的肩膀，“每个进来的人都有后悔的事，但后悔没用。你得向前看，想想出去后要做什么。”
出去后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我从未想过。来上海前，我想的是多赚钱，让父亲过上好日子。现在，这个梦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劳动改造之外，监狱还组织学习课程。我报名参加了高中文化课补习和计算机基础培训。学习让时间过得快一些，也让我暂时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有时我会想，如果三年前我有机会学习这些，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答案是无解。人生没有如果。
入狱第一年的春节，监狱组织了联欢会。犯人们自编自演节目，虽然简陋，但气氛热烈。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台上一个小伙子用纸板做的吉他弹唱《故乡的云》，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家了。不是上海那间潮湿的出租屋，而是老家那栋冬天漏风、夏天闷热的老房子。想父亲做的臊子面，想村口那棵老槐树，想小时候在河里摸鱼的夏天。
联欢会结束后，我回到监舍，从枕头下拿出父亲的照片。那是他五十岁生日时拍的，头发还没全白，脸上有笑容。我轻轻抚摸照片，低声说：“爸，对不起。”
那天夜里，我又梦见了叶尘。梦中的场景不是那条昏暗的巷子，而是我们的出租屋。叶尘在厨房煮面，转头对我笑：“陈哥，吃饭了。”
我走过去，看到他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染红了围裙。但他似乎毫无察觉，仍然笑着递给我一碗面。碗里不是面条，而是一团纠缠的数据线，像蛆虫一样蠕动。
我惊醒了，浑身冷汗。同监舍的老李也被我吵醒，嘟囔了一句：“又做噩梦了？”
“嗯。”我低声回应。
“正常，刚进来都这样。”老李翻了个身，“睡吧，明天还得干活。”
我躺回去，睁着眼睛直到天亮。叶尘的脸在黑暗中浮现，不是死时惊恐的表情，而是我们刚合租时他友善的微笑。那时他会在我加班晚归时留一碗热汤，会在下雨天帮我收衣服，会在我感冒时去买药。
人怎么会变得那么快？或者，他一直都是那样，只是我没有看清？
心理咨询是监狱的常规项目，每两个月一次。我的咨询师姓吴，四十多岁，说话温和，从不评判。
“你最近还在梦见叶尘吗？”吴老师问。
我点点头。
“梦中的他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了想：“有时是死时的样子，有时是活着时的样子。最近一次...他在煮面。”
“煮面？”吴老师记录下来，“这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我们刚合租的时候。他其实...不全是坏的。至少一开始不是。”
吴老师点点头：“人都是复杂的，很少有人纯粹是好人或坏人。叶尘欺骗了你，伤害了你，但这不意味着你们之间所有的互动都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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