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加投入到画画中。监狱方面注意到了我的才能，允许我参加更高级的艺术课程，甚至为我举办了一次小型画展——当然，只在监狱内部。我的画主题渐渐变化，从回忆家乡，到描绘监狱生活，再到抽象的内心世界。
第七年，我获得了第二次减刑，刑期减少一年。现在，我还有六年。
吴老师退休了，新的心理咨询师更年轻，更有理论水平，但总隔着一层。我仍然定期参加咨询，但更多是出于习惯而非需求。
第八年，印刷车间来了个新犯人，小张，才二十三岁，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五年。他情绪不稳定，经常与其他犯人冲突。有次我见他躲在角落里哭，走过去递了支烟。
“滚开！”他吼道。
我放下烟，坐在不远处，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拿起烟，抽了起来。
“你为什么进来？”他问，声音仍然带着敌意。
“杀人。”
他似乎有些惊讶：“你看着不像。”
“什么样的人像杀人犯？”我问。
他答不上来。我们沉默地抽完烟，各自回去干活。后来，小张偶尔会找我说话，问我监狱里的规矩，问怎么适应。我尽量回答，但提醒他：“我的路走错了，你别学我。”
“那你后悔吗？”他问。
我想了很久：“后悔杀人，但不后悔揭穿骗局。只是方法错了，大错特错。”
第九年，我开始写东西。不是日记，而是故事，基于真实经历改编的故事。我写了陈默和叶尘的故事，但给了他们不同的结局：陈默发现真相后没有杀人，而是收集证据报警；叶尘被捕后忏悔，出狱后重新做人。
写作和画画一样，是逃离现实的方式。在故事里，我可以改变过去，可以给予救赎，可以想象不同的人生选择会导向怎样的未来。
第十年，我的画被选送参加全市监狱系统艺术展，获得二等奖。颁奖典礼在监狱礼堂举行，我作为获奖者发言。站在台上，看着下面穿着同样囚服的听众，我一时语塞。
“我画的是救赎，”最终我说，“但救赎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找的。我还在找。”
台下沉默了片刻，然后响起了掌声。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缓慢、沉重、理解的掌声。
第十一年，小张刑满释放。临走前，他感谢我这几年的帮助。
“陈哥，出去后我会好好做人。”他说，“你也是，还有四年，很快的。”
我点点头。四年，确实很快，比我预期的十五年快多了。但出去后做什么，我仍然没有答案。
第十二年，监狱改革，引入了职业技能认证项目。我考取了印刷中级工证书和计算机操作员证书。这些证书在监狱外也许不值钱，但至少是一种证明，证明我没有完全虚度光阴。
第十三年，我获得了第三次减刑，刑期减少十个月。现在，我还有两年零两个月。
时间越来越近，焦虑却越来越强。外面的世界变了多少？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共享经济...这些词我听狱警和新闻里说过，但具体是什么，我毫无概念。我会不会像个原始人一样，无法适应社会？
吴老师已经退休多年，但还偶尔来信。他在最近一封信中说：“恐惧是正常的，但别忘了，你比十三年前成熟多了。那时的你冲动易怒，现在的你学会了思考和忍耐。这是监狱给你的唯一礼物，别浪费它。”
第十四年，我开始规划出狱后的生活。老家回不去了，父亲不在了，房子也卖了。上海太大太贵，我负担不起。也许可以去二三线城市，找个印刷厂或工厂的工作，租个小房间，重新开始。
很卑微的计划，但对我而言已经足够。
第十四年六个月，监狱组织了“重返社会”培训，教我们怎么写简历，怎么面试，怎么使用智能手机。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智能手机，屏幕的触感陌生又新奇。年轻的培训老师耐心教我基本操作，就像教一个孩子。
“出去后买个便宜的先练手，”老师说，“熟练了再换好的。”
我点点头，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年轻人比我小十几岁，却在我面前像个老师。时间在我身上停滞了十多年，而世界已经飞奔向前。
第十四年九个月，我完成了最后一幅大型作品：《通道》。画中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端是黑暗，一端是光明，一个人影走在中间，影子被拉得很长。这幅画花了我三个月时间，是我在监狱的告别之作。
第十四年十一个月，我开始收拾个人物品。除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品，我只有一沓画作、一叠写作稿、几本证书和父亲的照片。东西少得可怜，装不满一个手提袋。
出狱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熟悉的硬板床上，听着同监舍的鼾声，我突然感到不舍。这个我恨了十四年的地方，这个剥夺了我自由的地方，如今却给了我一种扭曲的安全感。在这里，一切有规律，有边界，有明确的规则。外面的世界，充满未知和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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