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0日,北京,铁道部党组扩大会议室。空气凝重得如同凝固的沥青,窗外的蝉鸣是唯一的生命迹象。椭圆形的会议桌中央,那份印着鲜红国徽的《关于调整高速铁路运营速度的决定(草案)》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烤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350公里时速,是经过反复论证、国际认可的成熟速度!”刘志军的声音嘶哑却依然锐利,手指敲击着桌面上的CRH380A型车模型,“降速就是承认失败!就是给敌人递刀子!”
他的目光扫过与会者,最终钉在角落里的周远身上。周远佝偻着背,面色灰败,桌上摊开的笔记本一片空白,只有指尖无意识地捻着一页纸角——那是温州事故技术分析报告的扉页,上面印着40个遇难者的名字。
“成熟?”分管安全的副部长王勇猛地起身,将一叠照片摔在桌上。照片上是D301次扭曲的车头残骸,年轻司机李伟被卡在变形的驾驶室里,姿势保持着最后的制动动作。“这就是成熟的代价!350公里时速下的碰撞动能是300公里的1.5倍!是250公里的3倍!物理定律不讲政治!”
会议室死寂。照片上凝固的惨烈冲击着每个人的视觉神经。周远胃部一阵痉挛,他捂住嘴,指缝间渗出暗红的血丝,滴落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像一簇凋零的梅花。
“周总工,”国务院调查组组长陈正华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你是技术总负责人。从纯粹的技术安全冗余角度,你支持哪个速度等级?”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周远身上。刘志军的眼神充满警告,王勇的眼中带着期盼,陈正华的目光则像探伤仪的射线。
周远缓缓抬头,视线掠过照片上李伟年轻的脸,又落在自己笔记本的血迹上。他想起事故现场那个抱着湿透兔子的小女孩空洞的眼神。喉咙干涩得发不出声音,他只能抓起笔,在染血的纸页上颤抖地写下两个数字:
**300**
刘志军的脸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
三天后,上海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巨大的运行图上,所有代表G字头列车的绿色光点,速度标识被统一替换成了“300”。调度员们像执行某种庄严而悲怆的仪式,将一道道降速指令输入系统。
“G101次,北京南至上海虹桥,当前速度352km/h,请执行降速指令,目标300km/h。”
“G101次明白,降速至300km/h。”
“G102次,上海虹桥至北京南…”
“G102次明白,降速至300km/h。”
指令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如同为逝去的高速时代奏响的挽歌。苏晴站在观测台上,看着屏幕上代表列车动能曲线的峰值被逐一削平。她手中攥着一份刚刚收到的传真——德国西门子Velaro团队发来的“技术慰问函”,字里行间却掩饰不住商业机会的试探。
“苏工,信号系统降速适配模块测试完成了。”年轻工程师递上报告,“CTCS-3在300km/h下安全裕度提升37%,但…”他欲言又止。
“但什么?”苏晴问。
“但民众不买账。”工程师指向窗外——调度中心大楼外,抗议的人群举着标语:“还我350!”“速度就是效率!”“安全不能成为无能的遮羞布!”
口号声隐约传来。苏晴想起昨天在高铁论坛看到的评论:“降速是技术无能的表现!看看人家日本新干线,地震台风照样跑300!”
她走到窗边。楼下,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正对着镜头激动地挥舞车票:“我花350的钱,凭什么坐300的车?!铁道部必须退差价!”
深夜,周远在京沪高铁综合检测车上。车厢内,各种监测仪器发出低沉的嗡鸣。他蜷缩在角落的折叠椅上,身上盖着李国庆硬塞给他的军大衣,手中紧握着止疼药瓶。胃癌确诊书就在内袋里,像一块寒冰贴着心口。
“周总,您看这个波形。”检测负责人指着屏幕,“300时速下,钢轨波磨深度比350降低了45%,道床沉降速率下降32%。”他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从设备寿命看,降速确实…”
“代价呢?”周远的声音微弱却清晰,“北京到上海,全程慢了22分钟。一年下来,全社会损失的时间成本是多少?效率损失又是多少?”
负责人沉默了。屏幕上,代表列车平稳性的指标在300km/h下近乎完美,绿得刺眼。
检测车驶过温州南站。没有减速,没有停留,只有车轮碾过钢轨接缝时轻微的“咔嗒”声。周远望向窗外漆黑的雨夜,恍惚间又看到那束撕裂夜幕的闪电,听到那声震碎灵魂的巨响。
“周总,”对讲机里传来司机的声音,“前方进入事故模拟区段K584+500,是否按预案低速通过?”
“不,”周远挣扎着坐直,“保持300,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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