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重地一拍桌子,震得那厚重的玻璃板都嗡嗡作响:“最后三天!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挖地三尺也好,把北市场翻个底朝天也罢!三天之内,我要见到那个纹身的王八蛋!我要看到金佛案的突破口!否则,你们两个,就自己卷铺盖滚蛋!听见没有?!”
“是!主席!卑职明白!”董彪和林政涛几乎是同时立正,声音干涩地应道。后背的冷汗,早已浸透了内里的衣衫。走出省政府大楼时,午后的阳光刺眼,却让他们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和泰山压顶般的沉重。
然而,林政涛并不知道,就在他承受着何箴狂风暴雨般的训斥时,在专案组那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一股更加隐秘、更加致命的暗流,正由中统的徐文昭悄然引动。
在中统站那间隔音效果极佳、窗帘永远拉着一半的办公室里,徐文昭正慢条斯理地用一块雪白的绒布擦拭着他的金丝眼镜。他面前,站着一名如同影子般沉默寡言的心腹特务。
“主任,目标再次出现。”特务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如同在背诵一段枯燥的经文,“黄昏六时零七分,浑河三号码头废弃仓库区,接触时间约八分钟。对方依旧是斗笠遮面,粗布衣衫,无法辨认具体容貌。另外,根据连日来的轨迹分析,这个斗笠人在过去七天里,至少有四次出现在四塔寺周边一公里范围内,行为模式不像普通香客,更像是在……勘察,或者等待。”
徐文昭将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起,闪过一道冷冽的光。“四塔寺……”他低声重复着这几个关键词,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敲击,“郑少真……何主席的笔杆子,心腹秘书长……他私下频繁接触这样一个身份不明、行踪诡秘,且对寺庙异常关注的人,意欲何为?难道这金佛失窃案背后,还藏着我们不知道的……更大的交易?”
他沉吟了片刻,对特务吩咐道:“加大对郑少真的监视力度,但要更加小心,此人警惕性很高。重点查那个斗笠人的落脚点,我不信他真的能居无定所。还有,想办法搞清楚他还跟谁接触。记住,此事仅限于你我知道,若让军统那群疯狗嗅到味道,局面会更复杂。”
徐文昭隐约感觉到,自己可能无意中触碰到了一个隐藏在金佛案迷雾之下的,更加庞大、也更加危险的冰山一角。
就在警方被限期破案的巨大压力笼罩,中统在暗中编织着更密的监视之网时,处于风暴眼中心、与世隔绝多日的金佛寺,却意外地迎来了一阵由外界带来的、充满表演性质的“和风细雨”。
这一日,金佛寺那两扇沉重的、漆色剥落的朱红山门前,气氛明显不同于往日。守卫的警察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个个神情肃穆,腰间的配枪枪套打开着,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每一个角落。上午九时整,三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福特轿车,在一辆满载武装警察的卡车引导下,缓缓驶来,稳稳地停在寺门前空旷的场地上。
车门打开,首先下来的是一名穿着藏青色哔叽面料长袍、外罩一件玄色团花万字纹缎面马褂、手持一根乌木镶银文明棍的中年男子。他约莫五十出头年纪,身材微胖,面皮白净,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一丝不乱。一双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透着商人的精明与久居人上的从容,但此刻,这双眼睛里恰到好处地盛满了悲悯与庄重。他便是盛京城佛教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居士——李如闻。
李如闻的身世堪称传奇。他起于微末,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圆滑的手腕,在日伪时期那混乱的年月里,游走于日本商社、伪满官僚和本地帮会之间,做着药品、棉纱、乃至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特种物资”买卖,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光复后,他又是最早一批“反正”的商人,积极向国民政府靠拢,为接收大员们提供了大量“便利”与“孝敬”,与何箴主席更是旧相识,在何箴赴任东北的过程中出钱出力,关系匪浅。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极其“虔诚”的佛教徒,自称早年曾得西藏某位大活佛灌顶加持,从此笃信佛法,常年茹素诵经,向盛京各大寺院捐资修缮殿宇、铸造佛像、供养僧众,是名副其实的“大护法”、“大施主”,在佛教信众中威望颇高。
金佛失窃案发生后,李如闻多次在商会、联谊会等公开场合痛心疾首地表示,这是“盛世之玷,佛门之殇”,并积极向何箴建言,认为长时间封锁寺院、将僧众视为嫌疑对象,并非上策,极易引发佛教界的反弹和信众的不满,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威信。他主动请缨,希望以社会贤达和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前往金佛寺探望,实地了解寺院现状,慰问僧众,并邀请报界同行,向外界传递正面信息,表明政府并未迫害僧人,案件正在积极侦办中,以期“正本清源,以安民心”。
在破案陷入僵局、社会舆论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何箴经过反复权衡,最终批准了李如闻的请求,并指派刚刚挨完训斥、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的林政涛亲自陪同,负责全程的安保与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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