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重地一拍桌子，震得那厚重的玻璃板都嗡嗡作响：“最后三天！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挖地三尺也好，把北市场翻个底朝天也罢！三天之内，我要见到那个纹身的王八蛋！我要看到金佛案的突破口！否则，你们两个，就自己卷铺盖滚蛋！听见没有？！”
“是！主席！卑职明白！”董彪和林政涛几乎是同时立正，声音干涩地应道。后背的冷汗，早已浸透了内里的衣衫。走出省政府大楼时，午后的阳光刺眼，却让他们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和泰山压顶般的沉重。
然而，林政涛并不知道，就在他承受着何箴狂风暴雨般的训斥时，在专案组那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一股更加隐秘、更加致命的暗流，正由中统的徐文昭悄然引动。
在中统站那间隔音效果极佳、窗帘永远拉着一半的办公室里，徐文昭正慢条斯理地用一块雪白的绒布擦拭着他的金丝眼镜。他面前，站着一名如同影子般沉默寡言的心腹特务。
“主任，目标再次出现。”特务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如同在背诵一段枯燥的经文，“黄昏六时零七分，浑河三号码头废弃仓库区，接触时间约八分钟。对方依旧是斗笠遮面，粗布衣衫，无法辨认具体容貌。另外，根据连日来的轨迹分析，这个斗笠人在过去七天里，至少有四次出现在四塔寺周边一公里范围内，行为模式不像普通香客，更像是在……勘察，或者等待。”
徐文昭将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起，闪过一道冷冽的光。“四塔寺……”他低声重复着这几个关键词，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敲击，“郑少真……何主席的笔杆子，心腹秘书长……他私下频繁接触这样一个身份不明、行踪诡秘，且对寺庙异常关注的人，意欲何为？难道这金佛失窃案背后，还藏着我们不知道的……更大的交易？”
他沉吟了片刻，对特务吩咐道：“加大对郑少真的监视力度，但要更加小心，此人警惕性很高。重点查那个斗笠人的落脚点，我不信他真的能居无定所。还有，想办法搞清楚他还跟谁接触。记住，此事仅限于你我知道，若让军统那群疯狗嗅到味道，局面会更复杂。”
徐文昭隐约感觉到，自己可能无意中触碰到了一个隐藏在金佛案迷雾之下的，更加庞大、也更加危险的冰山一角。
就在警方被限期破案的巨大压力笼罩，中统在暗中编织着更密的监视之网时，处于风暴眼中心、与世隔绝多日的金佛寺，却意外地迎来了一阵由外界带来的、充满表演性质的“和风细雨”。
这一日，金佛寺那两扇沉重的、漆色剥落的朱红山门前，气氛明显不同于往日。守卫的警察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个个神情肃穆，腰间的配枪枪套打开着，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每一个角落。上午九时整，三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福特轿车，在一辆满载武装警察的卡车引导下，缓缓驶来，稳稳地停在寺门前空旷的场地上。
车门打开，首先下来的是一名穿着藏青色哔叽面料长袍、外罩一件玄色团花万字纹缎面马褂、手持一根乌木镶银文明棍的中年男子。他约莫五十出头年纪，身材微胖，面皮白净，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一丝不乱。一双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透着商人的精明与久居人上的从容，但此刻，这双眼睛里恰到好处地盛满了悲悯与庄重。他便是盛京城佛教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居士——李如闻。
李如闻的身世堪称传奇。他起于微末，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圆滑的手腕，在日伪时期那混乱的年月里，游走于日本商社、伪满官僚和本地帮会之间，做着药品、棉纱、乃至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特种物资”买卖，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光复后，他又是最早一批“反正”的商人，积极向国民政府靠拢，为接收大员们提供了大量“便利”与“孝敬”，与何箴主席更是旧相识，在何箴赴任东北的过程中出钱出力，关系匪浅。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极其“虔诚”的佛教徒，自称早年曾得西藏某位大活佛灌顶加持，从此笃信佛法，常年茹素诵经，向盛京各大寺院捐资修缮殿宇、铸造佛像、供养僧众，是名副其实的“大护法”、“大施主”，在佛教信众中威望颇高。
金佛失窃案发生后，李如闻多次在商会、联谊会等公开场合痛心疾首地表示，这是“盛世之玷，佛门之殇”，并积极向何箴建言，认为长时间封锁寺院、将僧众视为嫌疑对象，并非上策，极易引发佛教界的反弹和信众的不满，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威信。他主动请缨，希望以社会贤达和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前往金佛寺探望，实地了解寺院现状，慰问僧众，并邀请报界同行，向外界传递正面信息，表明政府并未迫害僧人，案件正在积极侦办中，以期“正本清源，以安民心”。
在破案陷入僵局、社会舆论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何箴经过反复权衡，最终批准了李如闻的请求，并指派刚刚挨完训斥、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的林政涛亲自陪同，负责全程的安保与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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