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九鬼阁下:近期收获清单如下:辽代鎏金舍利塔莲花顶饰一件;明代宫廷御赐藏文《甘珠尔》大藏经楠木雕版残片七块;清代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制景泰蓝喇嘛教仪式法器三件;清初皇家敕建佛寺金银供器一批。上述物品已按既定程序,分处妥善隐匿,静待阁下下一步转运指令。”
他略微停顿,指下的敲击声变得更加急促、凝重:
“关于阎魔德迦金佛事宜,已有实质性突破。据‘鼬鼠’密报,确认金佛已被盗属实,目前官方下落由被称为‘拜火教’所为,但仅为猜测。该组织成分复杂,多为亡命之徒,行动模式兼具狂热性与诡秘性。据我了解该教疑与我国东密有关,请给予调查。目前,各方势力空前关注,强力侦缉力中。我方下一步是伺机介入争夺,还是暂时静观其变?恳请阁下明确示下。文雄 叩首。”
发报完毕,佐藤文雄摘下耳机,向后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目等待着。暗红色的灯光涂抹在他的脸上,勾勒出明暗交错、如同面具般的轮廓,显得格外阴森莫测。他太了解九鬼隆盛对那尊阎魔德迦金佛近乎偏执的渴望了。那早已超越了普通古董收藏的范畴,更像是一种关乎“气运”、“灵力”与“象征”的疯狂执念。阎魔德迦金佛所代表的宗教权威、其在满蒙信众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以及那些围绕其产生的种种神秘传说,对于试图从文化根脉和精神信仰上彻底征服、并永久割裂这片土地的九鬼而言,有着近乎“神器”般的意义。
在等待回电的、令人焦灼的寂静中,他的思绪不受控制地回想起,盛京沦陷于日伪铁蹄之下的那段岁月。当时的日伪统治者,深知藏传佛教在广袤的蒙古草原和部分满族聚居区所具有的、如同血液般深入骨髓的影响力,是他们维系“满洲国”傀儡统治,特别是笼络和控制蒙古王公贵族及普通牧民的关键精神支柱。为了达成其所谓的“日满一心”、“共存共荣”的目标,他们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兴法护国”的政治口号,表面上尊崇各派宗教,实则通过设立伪满“佛教总会”等机构,对包括喇嘛教、汉传佛教、道教在内的所有宗教团体进行了严密监控、思想改造和组织渗透。
他们曾大规模、分批次地强制组织盛京及周边各大寺院、道观的住持、掌印喇嘛、活佛、方丈等宗教领袖,前往日本进行所谓的“亲善交流”与“文化考察”。这趟旅程被包装成荣誉,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政治驯化与威慑秀。让这些宗教领袖亲眼目睹日本“现代文明”的“强大”,接受其“大东亚圣战”与“王道乐土”的奴化宣传,并以此胁迫利诱他们返回后,必须配合日伪政府的各项政策,向广大信众灌输服从“新秩序”、做“皇道顺民”的思想。
这种长时间、系统性、软硬兼施的政治高压与利益诱惑,如同缓慢渗透的毒药,难免会侵蚀一些信仰不够坚定、或本就心存私欲的宗教人士的心灵堤坝,使其发生动摇、妥协,甚至被彻底拉拢、腐蚀,成为背叛信仰和民族的可怜虫与可耻帮凶。佐藤文雄利用其“商人”身份的便利和九鬼隆盛提供的雄厚资金与政治庇护,在此期间,确实如同腐蚀木材的白蚁,成功地在某些看似庄严的寺院围墙之内,发展了一些被称为“内线”或“合作者”的暗影。他这次交易获得的那些来自北塔法宝寺的珍贵金银器皿,正是通过其中一条代号“鼬鼠”的“内线”流出的。这些宝物,大多是当年乾隆皇帝东巡盛京,为彰显天朝恩威、巩固边疆统治,特意御赐给包括北塔法宝寺在内的重要皇家寺院的,每一件都凝聚着历史、工艺与信仰的价值,如今却像待宰的羔羊,被暗中标价,流向海外,成为他人炫耀的战利品。
“滴…答…滴…答答…”
电台终于传来了回应的信号,打破了暗室中死寂的等待。佐藤文雄立刻坐直身体,全神贯注地记录下电码,然后迅速而准确地翻阅手边的密码本进行译电。译出的电文内容简洁、冷酷,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
“文雄:所获颇丰,甚慰。所有物品,严密封存,隐匿待命,不得有失。金佛之事,关乎帝国文化战略及未来气运,乃当前第一要务,不容有任何闪失。‘拜火’之辈,暂由我调查,你不便参与。我方战败,你身处险地,不可轻举妄动。隆二。”
佐藤文雄凝视着电文上这些冰冷的字眼,瞳孔微微收缩。九鬼阁下决心调查拜火教,这让他松了口气,因为在敌区孤军奋战,已不同往日,身边除了两个在店里伪装成店员的保镖,已经无人可用,每次行动也只能一人前往,心理还是很多忌惮。
就在佐藤文雄于这红色囚笼般的暗室里,与远在日本的幕后黑手敲定着更加血腥的行动方略时,钉子也将他在浑河岸边目睹交易全过程、以及高度怀疑北塔法宝寺内部有僧人与斗笠人相互勾结的关键情报,通过那条只有他们几人知晓的、极其隐秘可靠的渠道,传递给了赵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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