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九鬼阁下：近期收获清单如下：辽代鎏金舍利塔莲花顶饰一件；明代宫廷御赐藏文《甘珠尔》大藏经楠木雕版残片七块；清代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制景泰蓝喇嘛教仪式法器三件；清初皇家敕建佛寺金银供器一批。上述物品已按既定程序，分处妥善隐匿，静待阁下下一步转运指令。”
他略微停顿，指下的敲击声变得更加急促、凝重：
“关于阎魔德迦金佛事宜，已有实质性突破。据‘鼬鼠’密报，确认金佛已被盗属实，目前官方下落由被称为‘拜火教’所为，但仅为猜测。该组织成分复杂，多为亡命之徒，行动模式兼具狂热性与诡秘性。据我了解该教疑与我国东密有关，请给予调查。目前，各方势力空前关注，强力侦缉力中。我方下一步是伺机介入争夺，还是暂时静观其变？恳请阁下明确示下。文雄 叩首。”
发报完毕，佐藤文雄摘下耳机，向后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目等待着。暗红色的灯光涂抹在他的脸上，勾勒出明暗交错、如同面具般的轮廓，显得格外阴森莫测。他太了解九鬼隆盛对那尊阎魔德迦金佛近乎偏执的渴望了。那早已超越了普通古董收藏的范畴，更像是一种关乎“气运”、“灵力”与“象征”的疯狂执念。阎魔德迦金佛所代表的宗教权威、其在满蒙信众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以及那些围绕其产生的种种神秘传说，对于试图从文化根脉和精神信仰上彻底征服、并永久割裂这片土地的九鬼而言，有着近乎“神器”般的意义。
在等待回电的、令人焦灼的寂静中，他的思绪不受控制地回想起，盛京沦陷于日伪铁蹄之下的那段岁月。当时的日伪统治者，深知藏传佛教在广袤的蒙古草原和部分满族聚居区所具有的、如同血液般深入骨髓的影响力，是他们维系“满洲国”傀儡统治，特别是笼络和控制蒙古王公贵族及普通牧民的关键精神支柱。为了达成其所谓的“日满一心”、“共存共荣”的目标，他们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兴法护国”的政治口号，表面上尊崇各派宗教，实则通过设立伪满“佛教总会”等机构，对包括喇嘛教、汉传佛教、道教在内的所有宗教团体进行了严密监控、思想改造和组织渗透。
他们曾大规模、分批次地强制组织盛京及周边各大寺院、道观的住持、掌印喇嘛、活佛、方丈等宗教领袖，前往日本进行所谓的“亲善交流”与“文化考察”。这趟旅程被包装成荣誉，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政治驯化与威慑秀。让这些宗教领袖亲眼目睹日本“现代文明”的“强大”，接受其“大东亚圣战”与“王道乐土”的奴化宣传，并以此胁迫利诱他们返回后，必须配合日伪政府的各项政策，向广大信众灌输服从“新秩序”、做“皇道顺民”的思想。
这种长时间、系统性、软硬兼施的政治高压与利益诱惑，如同缓慢渗透的毒药，难免会侵蚀一些信仰不够坚定、或本就心存私欲的宗教人士的心灵堤坝，使其发生动摇、妥协，甚至被彻底拉拢、腐蚀，成为背叛信仰和民族的可怜虫与可耻帮凶。佐藤文雄利用其“商人”身份的便利和九鬼隆盛提供的雄厚资金与政治庇护，在此期间，确实如同腐蚀木材的白蚁，成功地在某些看似庄严的寺院围墙之内，发展了一些被称为“内线”或“合作者”的暗影。他这次交易获得的那些来自北塔法宝寺的珍贵金银器皿，正是通过其中一条代号“鼬鼠”的“内线”流出的。这些宝物，大多是当年乾隆皇帝东巡盛京，为彰显天朝恩威、巩固边疆统治，特意御赐给包括北塔法宝寺在内的重要皇家寺院的，每一件都凝聚着历史、工艺与信仰的价值，如今却像待宰的羔羊，被暗中标价，流向海外，成为他人炫耀的战利品。
“滴…答…滴…答答…”
电台终于传来了回应的信号，打破了暗室中死寂的等待。佐藤文雄立刻坐直身体，全神贯注地记录下电码，然后迅速而准确地翻阅手边的密码本进行译电。译出的电文内容简洁、冷酷，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
“文雄：所获颇丰，甚慰。所有物品，严密封存，隐匿待命，不得有失。金佛之事，关乎帝国文化战略及未来气运，乃当前第一要务，不容有任何闪失。‘拜火’之辈，暂由我调查，你不便参与。我方战败，你身处险地，不可轻举妄动。隆二。”
佐藤文雄凝视着电文上这些冰冷的字眼，瞳孔微微收缩。九鬼阁下决心调查拜火教，这让他松了口气，因为在敌区孤军奋战，已不同往日，身边除了两个在店里伪装成店员的保镖，已经无人可用，每次行动也只能一人前往，心理还是很多忌惮。
就在佐藤文雄于这红色囚笼般的暗室里，与远在日本的幕后黑手敲定着更加血腥的行动方略时，钉子也将他在浑河岸边目睹交易全过程、以及高度怀疑北塔法宝寺内部有僧人与斗笠人相互勾结的关键情报，通过那条只有他们几人知晓的、极其隐秘可靠的渠道，传递给了赵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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