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陈宪纲》的玉版供奉于太庙，文本颁行天下，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的波澜远超陈远最初的预料。
朝野上下，尤其是士林、新兴工商阶层 以及贵族议院 内部，对这部“根本大法”的解读与期待，迅速分化并激烈碰撞。
保守者视其为“祖宗成法”的集大成与皇帝仁德的体现，旨在“永固皇基”；而敏锐者，则从中读出了“限君”、“分权”、“法治”的潜在可能，并试图在这些模糊的条文与崇高的理念下，推动实质性的制度变革。
争论的核心，迅速聚焦于《宪纲》中几处关键而又语焉不详的表述：
第一章第三条：“皇帝统御万方，乾纲独断，然军国重事，宜付廷议，博采众论，以臻至善。”
何为“军国重事”？“廷议”是仅指文渊阁、六部九卿会议，还是包括贵族议院？“博采众论”是仅供参考，还是必须尊重？
第三章第十五条：“贵族议院，咨议国是，审议大政，监督百僚，其议决之事，奏请皇帝裁可施行。”
“裁可”是形式还是实质？皇帝是否可以无视议院的“议决”？如果多次“议决”与皇帝意旨相左，如何处理？
第七章概述中提及“君臣共治，以法治国”，但“共治”的具体形式、“法治”中皇权与法司的关系，均未明确。
这些模糊地带，成为各种政治力量阐释与角力的舞台。
以徐光启、贵族议院中少壮派议以及部分地方开明督抚为代表的一方，开始公开或半公开地倡导一种更为明确的“宪政”理念。
他们并未直接挑战皇权，而是巧妙地将《宪纲》精神与“三代之治”、“唐太宗从谏如流”等传统理想结合，并隐晦引用西洋“君主与议会共治” 的例子，提出：
“君主立宪”之雏形，其要义在于“ 君主临朝，议会立法，政府行政，各有分际，相辅相成”。
具体而言：
1. 皇帝作为国家元首与军队最高统帅，地位尊崇不可动摇，但在日常行政、立法、征税等方面，其权力应通过宪法（《宪纲》）规定的制度与程序来行使，而非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
2. 贵族议院应从一个“咨议”机构，逐步提升为真正的“立法”机构。
其“审议”权应实质化，对国家法律（需皇帝批准但议院有起草和审议权）、国家预算、条约 等拥有决定性审议权，皇帝保留否决权但需慎重使用。
议院还应拥有弹劾不称职大臣并迫使去职的权力。
3. 行政权应归于一个对皇帝和议院共同负责的“政府”，其首脑（可称“首席大学士”或“首相”）由皇帝任命，但需获得议院多数信任，其施政需对议院有所交代。
4. 司法应相对独立，依法断案，不受行政肆意干预。
这些主张，在《京报》的某些栏目、格致院 的学术讨论圈、以及贵族议院 内部的激进派议员小团体中，开始传播、发酵。
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纲领和行动，但“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改良的愿景 和话语，已经登上了帝国政治思想的舞台。
然而，反对的声音同样强大。
以部分保守派文渊阁大学士、都察院御史、内廷宦官及军方传统势力为代表，他们痛斥这些言论是“以夷变夏”、“蔑视君上”、“妄图分君之权”，坚决维护“皇帝乾纲独断”的绝对性，认为《宪纲》只是总结成法，绝无“限君”之意，贵族议院只能是顾问机构。
陈远本人处于这场思潮激荡的中心。
他既乐见《宪纲》激发朝野对“法治”、“共治”的讨论，这符合他“奠万世基业”的初衷，也对“君主立宪”的激进主张深感警惕。
他深知，过早、过快地削弱皇权，在帝国官僚体系尚未完全现代化、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外部威胁仍存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政治失序、国家分裂。
但他也明白，完全无视这股新兴的政治诉求，可能将其推向对立面，或使其转入地下，酿成更大隐患。
他的策略是控制节奏，引导方向，有限试点。
首先，他通过亲近大臣和《京报》定调，强调《宪纲》精神在于“明上下之分，定权责之界，通君臣之情”，核心是“保皇权之尊，行仁政之实”，对“君主立宪”的激进言论不予公开评论，但默许官方舆论对其进行温和批驳，划清界限。
其次，他在实际政务中，有意识地扩大“廷议”和“议院咨议”的范围和权重。
例如，在讨论是否进一步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如何处置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贸易摩擦 等议题时，他明确要求将方案提交贵族议院“详议”，并将议院的多数意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
这实际上赋予了议院在特定领域更大的影响力，可视为“立宪”的渐进实践。
第三，他开始思考如何改革 文渊阁，这个目前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
文渊阁大学士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但其与六部、地方、乃至议院的关系缺乏清晰界定。
陈远设想，或许可以参照“君主立宪”理念中“责任政府”的某些元素，对文渊阁进行改造，使其既能高效行政，又能一定程度上回应议院的关切，成为连接皇权、议院与官僚体系的枢纽。
一个模糊的“内阁负责制”的概念，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
君主立宪雏形，思潮激荡朝堂。
《大陈宪纲》的颁布，如同打开了一道思想与制度的闸门。
尽管皇帝试图控制水流的方向与速度，但“限君”、“分权”、“法治”、“议会政治”的种子已经播下，并在帝国精英阶层中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开始萌芽。
它不再是书斋里的空想或异域的奇谈，而成为可以公开讨论、并试图影响现实政治进程的一种“方案”。
接下来的问题，便不再是“要不要变”，而是“如何变”、“变多少”、“以何种形式、何种速度变”。
而改革的具体抓手，很可能就从重新定义与强化那个已然存在、但职权模糊的最高行政中枢——文渊阁开始。
一场关于“内阁负责制”的设计与博弈，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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