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启明”朝廷将目光投向周边，尝试以“贸易与控制”重塑亚洲秩序时，来自遥远欧洲的、真正的世界性霸主——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也从未停止对东方这个古老而正在发生剧变帝国的窥探与评估。
英国的利益遍布全球，其在华利益尤其深厚：通过东印度公司和大陈散商进行的鸦片贸易（虽被“启明”严厉禁毒，但走私屡禁不止）、茶叶、生丝、瓷器 的采购，以及对中国沿海航运、金融、保险业的渗透，使其成为对华贸易额最大的西方国家。
随着“启明”帝国国势日隆，海军建设加速，铁路电报延伸，英国既视其为潜力巨大的市场和投资目的地，也对其可能挑战英国在东亚（特别是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商业霸权与海军优势，抱有日益增长的警惕。
为了进一步打开大陈市场、获取更有利的通商条件、窥探中国虚实、并尝试与这个新兴区域强国建立更“现代”的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一个高级别的外交使团访华。
启明六十年（西历1880年），由国王特使、前印度总督马戛尔尼伯爵（Earl of Macartney）率领的庞大英国使团，乘坐皇家海军舰船，历经数月航行，抵达天津 大沽口。
使团成员包括外交官、军官、学者、科学家、画家以及庞大的仆役队伍，携带了大量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礼品，阵容之盛大，意图之明显，远超以往任何欧洲使团。
马戛尔尼勋爵肩负着多项使命：
1. 外交承认与常驻使节：寻求大陈正式承认英王与“启明”皇帝地位平等，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常驻公使馆，两国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这直接挑战了大陈“天朝上国、不驻外使”的传统观念。
2. 扩大通商特权：要求增开更多通商口岸，降低关税，给予英国商人更大的活动自由和司法特权以及领事裁判权，改革广州“公行”制度，允许英商直接与大陈商人交易。
3. 获取租界与基地：试探获取一个类似澳门或未来香港 那样的沿海岛屿或港口，作为英国商船和军舰的停泊、维修与补给基地。
4. 搜集情报：全面考察大陈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状况，评估其真实国力和改革成效，为英国未来的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使团抵达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反应复杂。
仁宗皇帝及部分开明大臣意识到，这是与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进行直接、高层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或许能借此了解西方最新动态，并在贸易、技术甚至国际问题上寻求合作或平衡其他列强。
但更多官员，尤其是礼部和负责藩务的理藩院官员，则感到棘手和警惕。
他们视英国为“英夷”，其使团来访，理应按照“外藩贡使”的礼仪接待，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
而根据他们之前与西洋使节打交道的有限经验，以及通过传教士、商人了解到的一些国际惯例，预感到英国使团很可能在礼仪 问题上发难。
果然，当接待官员在天津与英使初步接触，谈及觐见皇帝礼仪时，马戛尔尼明确表示，他作为大英帝国国王的特使，代表英王，只能以对待独立君主之礼 觐见中国皇帝，即行单膝跪地、吻手礼，坚决拒绝 行表示臣服的三跪九叩大礼。
他声称，英国是与大陈平等的伟大国家，其使节不能行有损国格的礼节。
消息传回紫禁城，朝堂哗然。
礼仪之争，这个之前访华便已出现的老问题，在“启明”朝以更尖锐的形式再次爆发。
这一次，争议的双方都已今非昔比：一方是经历了工业革命、全球殖民、自信满满的“日不落帝国”；另一方是经历了“新政”自强、国力回升、正试图重新定义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启明”王朝。
这场“礼仪之争”，已远远超出磕头与否的形式问题，它触及了国家主权平等、外交近代化、传统华夷观念 等最核心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原则。
如何处理这场风波，不仅关乎朝廷颜面，更将向国内外清晰传递“启明”帝国在新时代的自我定位与对外姿态。
年迈但威严犹存的太上皇陈远，在得知英使的强硬态度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表态，将这场风波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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