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晚送出去的那根烤肠和两杯热水,像三枚不起眼的勋章,别在了我那件黄绿相间的制服上,只有我自己看得见。
天亮了,刘店长来接班。
她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脸上那层厚厚的粉底,也盖不住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
“昨晚没出什么事吧?”
她一边熟练地清点收银机里的备用金,一边例行公事地问。
“没事。”
我答得言简意赅。
我没告诉她那个用魔鬼辣泡面自杀的女孩,也没提那个被代码榨干的程序员,更没说那个离家出走的少年。
这些故事,不属于这家便利店的SOP(标准作业程序),它们只属于深夜。
刘店长又开始给我灌输便利店的“行业冷知识”。
“看见烟柜没?”
她指了指我身后那排码放得像阅兵方阵的香烟。
“香烟是咱们店里利润最低,但又是流转最快的商品。尤其是那几款高档货,”她点了点最上面一排的“华子”和“九五”,“毛利不到百分之五,但又是撑门面的东西,不能没有。”
“这玩意儿也是店里失窃率最高的,一包就百十来块。所以每次交接班,烟是必点的项目,少一包,当班的就得自己认栽。”
她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警告。
“别给客人拿错了,也别让人顺走了。丢一包,你两天就白干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我心里想,这何止是香烟,人生不也是这样吗。
那些最让你上瘾、最给你长脸的东西,往往没什么“利润”,还最容易让你“失窃”掉更宝贵的东西。
白天的便利店,节奏快得让人窒息。
我脸上的“八颗牙”标准微笑,已经彻底焊死。
我开始注意到一个老人。
他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背驼得像一张拉满的弓,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毛边。
他每天下午三点左右,都会准时出现。
他从不看别的商品,径直走到收银台,从兜里掏出一只布满了油垢和褶皱的手帕。
他把手帕小心翼翼地摊开,里面是些一毛、五毛、一块的硬币和纸钞,皱巴巴的,带着一股岁月和汗水混合的酸味。
他会把钱一枚一枚、一张一张地数出来,凑够一块五。
然后用那双布满老年斑、微微颤抖的手,把钱推到我面前,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声音沙哑地说:
“小伙子,来一根‘长白山’。”
我们店里销量最好的烟,就是“长白山”,十五块一包。
为了做附近工人的生意,刘店长特意拆了包,散着卖,一块五一根。
第一次,我给他拿烟的时候,我的手都有些发愣。
我,礼铁祝,曾经给小雅小静买几百万的保时捷,眼都不眨一下。
现在,我在这里,卖一块五一根的散装烟。
老人接过烟,像接过什么宝贝,用两根手指小心地夹着,转身,走到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下。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火石都快磨平了的打火机,“咔嚓”好几下,才点着。
他深深地吸一口,然后把烟夹在指间,任它慢慢燃烧,仿佛舍不得多吸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显得格外安详。
那根烟,就是他一下午的念想,是他辛苦拾荒一天后,对自己唯一的犒劳。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周。
我每天都会给他预留出那一根“长白山”。
直到那天下午。
老人照旧走进来,把那一块五毛钱,整整齐齐地码在柜台上。
我刚要转身去拿烟。
“叮咚——”
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年轻人。
二十出头的年纪,头发染成张扬的亚麻色,耳朵上戴着闪亮的耳钉。
他穿着一身潮牌,脚上那双限量版的球鞋,估计比我这一个月的工资还贵。
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价格不菲的古龙水味,那味道霸道地冲散了店里原本的关东煮和咖啡香。
年轻人走到冰柜前,拿了一瓶标价二十八块的进口矿泉水,又随手拿了一包薯片。
他走到收银台,把东西往台上一扔,掏出手机准备付款。
他的目光,落在了柜台上那堆零钱,和旁边那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身上。
他的嘴角,撇出一个极其轻蔑的弧度。
“哟,这年头还有人抽散烟啊?”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清晰得刺耳。
老人浑身一僵,那双准备去拿烟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他低下头,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
年轻人扫码付了款,拎起他的水和薯片,并没有马上离开。
他斜着眼,继续打量着老人,那眼神,就像在看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
“大爷,您这一天捡破烂,能挣够一包烟钱吗?”
“这味儿……啧啧,真是穷酸。”
“穷酸”两个字,像两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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