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被转移到了一间相对“优待”的囚室。说是优待，不过是四壁依旧空空，但多了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一床薄被，以及每日定时送来的、勉强果腹的囚饭。狭小的气窗在高处投下微弱的天光，让他得以分辨昼夜。与之前那间只有惨白灯泡的刑讯囚室相比，这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安宁”。
然而，安宁只是表象。门外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脚步声，送饭时警卫冰冷审视的目光，都提醒着他，他仍是笼中困兽，生死悬于一线。毛人凤给出的一个月期限，像一把无形的铡刀，悬在他的头顶，也悬在冒险为他争取时间的苏曼卿头上。
他身上的鞭伤在狱医草草的处理下，开始结痂，但动作稍大依旧会带来撕裂般的疼痛。他利用这难得的、不被刑讯的间隙，努力调整身体状态，进食，在狭小的空间里缓慢活动肢体，保存着每一分体力。他深知，活下去，是完成一切的前提。
苏曼卿偶尔会来。她总是独自一人，穿着挺括的制服，表情管理得无懈可击，公事公办地询问他的“反省”情况，语气冷淡，仿佛那日在毛人凤面前的进言只是一时权宜。但沈砚之能捕捉到她眼底深处那一闪而过的复杂情绪，以及她偶尔会在他因疼痛而微微蹙眉时，那几乎难以察觉的、瞬间绷紧的下颌线。
她不再试图用酷刑或大道理逼问他，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她会带来一些经过筛选的报纸，上面充斥着“共匪破坏抗战”、“国军捷报频传”的消息；她会“无意”地提及外界形势，总是强调日军攻势如何凶猛，敌后战场如何“混乱无序”，试图从现实层面瓦解他可能残存的希望。
“看看外面的世界，沈砚之。”一次，她将一份报道某地遭遇日军屠杀的报纸放在他床边，声音里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沉重，“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没有统一的政令军令，这就是一盘散沙的下场。你们所追求的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沈砚之默默听着，没有反驳，也没有认同。他拿起报纸，目光扫过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和模糊的照片，心中涌起的是对同胞罹难的巨大悲恸，以及对侵略者更深的恨意。但这悲恸与恨意，并未动摇他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选择——正因为现实如此残酷，才更需要有人去追寻不同的道路，一条真正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道路。
他偶尔会就报纸上某个无关紧要的技术报道或社会新闻，与苏曼卿进行极其有限的、看似随意的讨论，将话题始终控制在技术或民生层面，避免任何政治敏感地带。他像一块被流水不断冲刷的岩石，看似沉默顺从，内核却无比坚硬。
苏曼卿似乎也并不指望立刻就能说服他。她的来访更像是一种持续的、高压下的心理渗透，也是一种对她自己内心的某种确认和挣扎。她需要看到他的反应，需要确认自己冒着风险保下来的这个人，是否真的“值得”。
这天，苏曼卿离开后，沈砚之在整理薄被时，手指无意中触碰到床板边缘一个极其细微的凸起。他心中一动，借着气窗投下的光仔细查看。那是一小块几乎与木头颜色融为一体的、被刻意按进去的碎玻璃碴，边缘锋利。
是意外？还是……
他不动声色地将碎玻璃碴抠出，藏入袖口。接下来的几天，他更加仔细地检查这间囚室的每一个角落。在墙壁一道不起眼的裂缝里，他找到了一小截折断的、带着铁锈的铅笔头；在床脚与地面连接的缝隙中，他又摸到了一小片被揉搓得极其光滑的、似乎是用来写字的硬纸片。
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散落在囚室的不同角落，看似是前一位囚犯留下的无意痕迹，但沈砚之却隐隐感觉到一种刻意。是组织？是周永安那样心存善念的人？还是苏曼卿另一种形式的试探？
他不敢确定，但他将这些“发现”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藏在最隐蔽的地方。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是来自外界的联系，他都必须做好准备。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一个月的期限越来越近。沈砚之能感觉到看守的警卫似乎增加了，气氛也变得更加凝重。苏曼卿来的次数减少了，每次停留的时间也更短，眉宇间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郁。显然，毛人凤那边的压力正在增大。
一天深夜，囚室外突然传来一阵压抑的争吵声，虽然隔着厚重的门板听不真切，但沈砚之辨认出了苏曼卿的声音，语气激动，似乎在极力争辩着什么，另一个低沉而威严的男声则充满了不耐烦和训斥。争吵持续了不到五分钟便戛然而止，随后是苏曼卿高跟鞋快速远去的声音，带着一种决绝的意味。
沈砚之的心沉了下去。他预感到，平衡即将被打破。
第二天，苏曼卿没有出现。来送饭的警卫换成了一个陌生的、眼神更加凶悍的面孔。囚室外的脚步声也变得更为密集和警惕。
他知道，最后的时刻，或许就要来了。苏曼卿可能已经无法再庇护他，或者，她自身也陷入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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