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庭质证结束后的第二天，陈砚刚在律所整理完农民工欠薪案的后续材料，前台小林就领着两个穿着蓝色外卖制服的年轻人走进办公室。两人脸上沾着些许灰尘，手里紧紧攥着皱巴巴的A4纸，眼神里满是局促与期待。
“陈律师，这两位是外卖骑手，叫小李和小王，他们看了您帮农民工讨薪的报道，想请您帮忙处理跟平台的纠纷。”小林轻声介绍，将两人递来的材料转交给陈砚。
陈砚接过材料，快速翻阅——上面是小李和小王与“速达外卖”平台签订的《合作服务协议》，协议里明确写着“甲乙双方为合作关系，非劳动关系”，还标注“平台不承担社会保险、加班费等相关费用”。而附件里的工资条显示，两人上个月跑了近300单，到手工资却只有4200元，其中还被扣了“迟到罚款”“差评罚款”共计800元。
“陈律师，我们不是‘合作关系’啊！”小李忍不住开口，声音带着委屈，“平台每天早上8点要求我们开早会，迟到一次扣50块；派单也是强制的，不接就扣信用分，信用分低了就不给派好单；还有社保，我们问了平台好几次，他们都说‘合作关系不用交’，可我们每天跑十几个小时，跟上班没区别，凭啥不给我们交社保？”
小王跟着点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开派单软件：“您看，这是平台的派单记录，昨天我想请假陪我妈去医院，平台还强制派了20单，说‘不完成就扣全勤奖’。我们找平台协商了好几次，他们要么说‘协议里写得很清楚’，要么就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
陈砚看着手机里密密麻麻的派单记录和罚款通知，心里渐渐沉了下来。这是典型的“灵活就业者权益纠纷”——平台通过签订“合作协议”规避劳动关系，却对劳动者进行严格的考勤、派单、奖惩管理，本质上已经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却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更棘手的是，这类案件目前缺乏明确的司法判例，劳动关系认定难度极大。
“你们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陈砚放下材料，语气认真，“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劳动关系认定’——如果能认定你们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就能要求平台补缴社保、支付加班费和罚款；但如果认定为合作关系，这些诉求就很难得到支持。不过你们别担心，我会先研究相关法律条款和类似案例，再收集证据，争取帮你们维权。”
小李和小王对视一眼，脸上露出一丝希望。小王小心翼翼地问：“陈律师，那……这个案子需要多少律师费啊？我们俩手里没多少钱，要是太贵，我们可能……”
“这个案子我会按公益案件处理，不收取律师费。”陈砚打断他，“你们只要配合我收集证据就行，比如派单记录、罚款通知、早会签到表，还有跟平台客服的沟通记录，这些都能证明平台对你们的管理行为。”
两人激动得差点站起来，连连道谢。陈砚让小林帮他们登记信息，约定第二天来律所提交详细证据，目送他们离开后，他立刻打开电脑，搜索“灵活就业者劳动关系认定”的相关法律条款和案例。
屏幕上跳出的案例五花八门：有的法院认为“平台对骑手有考勤、派单管理，应认定劳动关系”；有的法院则认为“骑手可以自主决定接单时间和地点，属于合作关系”；还有的法院会结合“劳动报酬支付方式”“劳动工具提供”等因素综合判断。法律条款方面，《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定义较为宽泛，并未明确涵盖“平台用工”这种新型模式，这给案件处理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看来得从‘实质管理’入手。”陈砚在笔记本上写下关键思路，“平台虽然签订的是合作协议，但实际对骑手进行强制派单、考勤管理、奖惩约束，还掌握着派单量、收入计算等核心资源，这些都符合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支配权’特征，可以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依据。”
下午，陈砚带着团队成员小张去速达外卖的站点走访。站点位于城郊的一个仓库里，十几名骑手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休息，看到穿着正装的陈砚，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陈砚说明来意后，一名年长的骑手叹了口气：“我们早就想维权了，可平台说‘协议里写得很清楚’，我们也不知道该找谁。之前有个骑手想告平台，结果平台直接把他账号封了，连押金都没退。”
另一名骑手拿出手机，给陈砚看平台的“骑手管理规则”：“你看，这条写着‘每月必须完成260单，否则扣20%收入’；还有这条‘早会迟到3次，取消当月奖金’，这哪是合作关系啊，比上班管得还严！”
陈砚让小张把这些规则拍下来，又收集了几名骑手的派单记录和罚款截图。离开站点时，站点站长悄悄拉住陈砚，压低声音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平台这么做不对，可我们也是打工的，上面怎么规定，我们就怎么执行。这些骑手不容易，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还没社保，你要是能帮他们维权，我们愿意暗中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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