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辉被查是爆炸性的，但毕竟有规有矩可循；钱雨峰的死，则像是一滴冷水滴进了滚烫的油锅，瞬间炸开了无数不可控的油花。
总会的纪检组驻留在省局，调查工作自然在继续。但正如预料的那样，调查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或者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僵局。
核心人物廖辉，面对纪检人员的问询，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定力”。他几乎不回答任何实质性问题，对于关键环节，要么推说年代久远记不清，要么就干脆闭目养神。
经验丰富的纪检人员看得出来，这不是简单的负隅顽抗，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沉默。他在观望，在等待。等待什么？也许是外面还有人能为他活动，也许是判断这阵风头的强弱，或许，他坚信只要咬紧牙关，就能熬过去。
这种沉默，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很多线索无法闭环，证据链难以形成。
另一方面，纪检组约谈其他与廖辉、钱雨峰有过工作交集的处长、副处长们时，却遇到了另一种“配合”。这些干部，哪个不是人精中的人精？廖辉倒台，钱雨峰暴亡，风向已经再明确不过。此时不撇清关系，更待何时？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私下里流传：把问题往钱雨峰身上推。
毕竟，死人是不会开口辩解的。
于是，在纪检组的谈话室里，出现了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当被问及某些存有疑点的项目审批、机构改革中的具体操作，或是某些农商行资产处置的细节时，不少被谈话的干部都会露出沉痛或懊恼的表情，然后以一种“恍然大悟”或“被蒙蔽”的语气说道：
“领导，这件事，当时主要是钱雨峰副处长具体负责协调的，他跟我们说是廖局的意思，而且方案做得看起来很完善，我们也就按程序走了……”
“这个环节啊，现在回想起来是有点问题，但当时钱处态度很坚决，说是时间紧任务重，特事特办，我们基层执行的，也不好过多质疑上级业务处室的决定……”
“廖局可能也是被下面人蒙蔽了？钱雨峰同志能力是强的，就是有时候办事比较……比较有‘闯劲’，有些细节汇报可能不够充分。”
诸如此类的话，层出不穷。仿佛廖辉只是被架空了的领导，而钱雨峰才是那个瞒天过海、一手遮天的“操盘手”。
所有的纰漏、所有的不合规，甚至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其主要责任都能归结到那个已经无法开口的副处长身上。
这种局面，让负责具体谈话的纪检组工作人员感到头疼不已。他们当然清楚，这很可能是一种丢车保帅、金蝉脱壳的把戏。
但问题在于，钱雨峰死了，很多指向他的线索确实难以深入核实，而活着的廖辉又一言不发。调查似乎进入了一条死胡同，被引导向一个无法继续深挖的“终点”。
每天谈话收获颇“丰”，但仔细一看，都是一些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糊涂账”，真正有价值的、能撬开廖辉嘴巴的硬核证据，少之又少。
更让纪检组有些被动的是，这种频繁的、范围不小的约谈，虽然符合办案程序，但在当前省局极度敏感和脆弱的气氛下，其副作用开始显现。
今天这个处长被叫去谈话半天，明天那个分局长被请去了解情况。每次有人被纪检组叫走，其所在的处室或分局就会弥漫开一种低气压。同事们表面上不动声色，私下里却难免议论纷纷：“谁谁又被叫去了，是不是也牵扯进去了？”“看来问题不小啊，调查范围在扩大。”
被谈话的人回来后，往往也心神不宁，无法立刻投入工作。有的担心自己是不是哪里说错了话，有的则要花时间琢磨下次谈话该如何应对。
整个省局的正常工作节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一些需要处室负责人拍板、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工作，因为关键人物不时被叫去谈话而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这种“人心惶惶、工作受损”的状况，最先感受到压力，也最为焦虑的，就是一把手钟秋雨。
他的办公室里，那份试图稳定大局的讲话稿墨迹未干，钱雨峰的死亡就给了他一记闷棍。现在，纪检组看似敬业、实则有些“扰民”的调查方式，更让他感到一股无名火起，却又无处发泄。
钟秋雨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窗外是省城繁华的街景，但他的心情却一片阴郁。
秘书送来的文件堆积如山，很多都需要他尽快批示，但他却难以集中精神。
他来江林，是带着使命来的。上面的老领导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在这个东北农业大省、制造业重镇，切实推动一些机构改革，整顿一下金融市场秩序，做出点实实在在的政绩。
他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廖辉的问题，他早有耳闻，也预料到可能会出事，但他以为这正好是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借机整肃队伍，扫清障碍。
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廖辉沉默对抗，钱雨峰莫名死亡，调查陷入僵局，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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