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当时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抹了抹眼泪。
父亲说的凑活的地方，就是爷爷留下的老宅子。那宅子是个四合院，上屋住着叔叔和婶婶一家，东厢房住着奶奶，我们家住西厢房，南边的小土房，是厨房。院子没有院墙，也没有街门，平日里就用柴火垛挡着门口。那些柴火，是父亲一捆一捆从山里背回来的，烧一点，就少一点，柴火垛越来越矮，门口的豁口就越来越大，路过的人，一眼就能看见院子里的鸡飞狗跳，看见我们家的窘迫。
叔叔盖房的时候，父亲忙前忙后，帮着和泥，帮着搬砖，晒得黝黑，瘦了一圈。叔叔过意不去，塞给他两包烟，父亲摆摆手，说：“一家人，客气啥。”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父亲要把宅基地让给叔叔，为什么我们家只能住在漏雨的西厢房里。后来我才明白，那是父亲的无奈，也是他的兄弟情长。他不是没有实力，是被贫穷困住了手脚；他不是不想要，是怕弟弟没地方落脚；他更知道，就算我们搬出去，也没钱盖房，到头来，可能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叔叔也懂，他说，等他日子过好了，就帮我们盖房。
可日子，哪有那么容易就好起来。
那天，我和母亲路过叔叔家的新房，看见大姑从武陟来了，提着一篮子鸡蛋，正站在门口和婶婶说话。大姑看见我们，笑着招手：“他嫂子，带着娃过来唠唠嗑啊！”
母亲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没笑出来。她拉着我，低着头，快步走了过去，小声说：“不了，我们还有事。”
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婶婶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
那天我们没逛多久，母亲就带着我回了家。一进院门，她再也忍不住，靠在门框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声不大，却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砸在我的心上。我站在她身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默默地递上一块手帕。
奶奶从东厢房走出来，叹了口气，拍了拍母亲的背：“别哭了，大年初一的，不吉利。日子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母亲点点头，擦干眼泪，却还是止不住地抽噎。
日子会好起来的，这句话，奶奶说了很多遍，母亲也说了很多遍。
后来，叔叔家的新房终于砌了院墙，安了铁门，刷了白墙，屋里亮堂堂的。而我们家的西厢房，还是老样子，顶子漏雨，墙壁斑驳，门口的柴火垛，终究是烧完了，门口敞着，像一张咧开的嘴，诉说着我们家的艰难。
再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老家，去了城里读书，工作，成家。我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房子，那些高楼大厦，宽敞明亮，比叔叔家的新房还要气派。可我总忘不了老家的那个四合院，忘不了西厢房的漏雨的顶，忘不了没有院墙的门口，忘不了父亲的老烟斗，忘不了那张被撕碎又粘好的十元钱。
很多个夜晚，我都会做梦，梦见自己回到了那个老宅子。院子里，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圈袅袅；母亲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针线穿梭；奶奶坐在东厢房门口，晒着太阳；叔叔和婶婶在院子里追着孩子跑，欢声笑语。门口没有院墙，没有街门，阳光洒进来，暖洋洋的，一切都那么安静，那么祥和。
醒来的时候，眼角总是湿的。
我知道，那个没有院墙的家，那个漏雨的西厢房，那些被贫穷困住的日子，那些争吵和眼泪，那些无奈和温情，都已经刻进了我的骨血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父亲的老烟斗，早就不见了踪影，那张粘好的十元钱，也早就花出去了，可它们，却像一盏灯，照亮了我走过的路，告诉我，无论日子多么艰难，只要人心不散，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总有盼头。
如今，老家的老宅子早就拆了，盖起了新的小楼，院墙整齐，大门气派。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个没有院墙的家，想起那年的十块钱，想起父亲的老烟斗，想起母亲含泪拼凑的碎片。
那些记忆，是刻在我生命里的烙印，永远，都不会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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