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借债·永远还不完的债
农村人的日子，是攥在土里的，一分一厘都带着汗珠子的咸。而盖房这件事，是能让全村人都跟着上心的天大的事——谁家支起了木架子，谁家和好了水泥砂浆，不用主人家扯着嗓子喊，街坊四邻都会扛着铁锹、拎着瓦刀、揣着自家的旱烟袋过来搭把手。男人们砌墙、搭梁、和泥，女人们烧火、做饭、递水，孩子们在工地边上追着跑，捡着散落的碎砖块玩过家家，连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
父亲的老烟斗，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没离过手。那杆黄铜烟锅的烟斗，被岁月磨得发亮，烟杆上结着一层厚厚的烟油，是他攥了半辈子的念想。他总爱蹲在叔叔家新房的地基边上，看着青红砖块一块块往上垒，烟锅里的烟丝燃了又熄，熄了又燃，白色的烟雾一圈圈缭绕着他紧锁的眉头。我知道，他心里藏着事，藏着一个沉甸甸的关于“房子”的执念——那是一个想给我们娘俩盖一间不漏雨的正房，砌一圈像样的院墙，安一扇结实街门的梦。
村里最早盖起二层小洋房的，是隔壁的张叔家。那栋没有白瓷砖、没有铝合金窗户的小楼，是红砖楼房，木制门窗，二楼一直没有人住，放着生活用品的二层楼房，却在一片灰扑扑的土坯房里，像个骄傲的标杆，让全村人都忍不住抬头望，眼神里满是艳羡。张叔家能盖起这样的房，在那个年月里，是人人都眼红的福气——他家有两口子吃商品粮，在村里学校上班的张老师也就是我老如和孟县种子站上班的老姑父，每月能领上固定的工资，手里攥着实打实的票子。这在靠天吃饭的农村，简直是比地里长出金子还让人羡慕的事。
我们家不行。父亲的收入，全靠在附近的建筑队里搬砖、和泥、扛木料。建筑队的活计不固定，忙的时候天不亮就上工，天黑透了才收工，闲的时候十天半月没活干，只能蹲在家里抽闷烟。工钱更是没个准头，不是按月发，得等工头揽到的活结了账，才能给大伙分上一点。可那时候的人，心里透亮得很，从不怕老板欠薪跑路。工头拍着胸脯说一句“钱晚些到，少不了大家的”，男人们就继续甩开膀子干活，脸上连一点埋怨的神色都没有。日子苦是苦，可人心是实的，透着一股让人踏实的纯良。不像现在，干活的人得天天盯着老板的脸色，生怕哪天工地停工，工资打了水漂，那份提心吊胆的滋味，是那时候的人想都想不到的。
父亲也想盖房。无数个夜晚，他坐在炕沿上，一边抽着老烟斗，一边摩挲着我的头，低声跟母亲念叨：“等攒够了钱，咱也盖三间大瓦房，砌一圈高高的院墙，再安一扇锃亮的铁门，让咱娃也住上不漏雨的房子。”母亲总是坐在一旁纳鞋底，针线穿梭的声音一声比一声轻，半晌才回一句：“不急，日子慢慢过，总会攒够的。”可我知道，母亲的心里，也藏着同样的盼头。毕竟，我们家住的西厢房，屋顶早就漏了，每逢下雨天，盆盆罐罐摆得满地都是，叮叮咚咚的雨声，伴着母亲的叹气声，一夜都停不下来。
那年冬天，村里的李叔也张罗着盖房。李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硬是靠着土里刨食，攒下了一笔盖房的钱。地基挖好了，主体起了一半，红砖砌到了两米高，可钱却突然不够了。买水泥的钱、付工匠工钱的钱、买木料的钱，算来算去，还差两万块。两万块，在那个年月里，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李叔的愁容，比冬天的寒霜还要重。他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眉头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烟蒂扔了一地。村里人路过，都凑过来劝他：“老李，别急，办法总比困难多。”可劝归劝，谁都知道，两万块钱，不是说凑就能凑出来的。后来，有个老伙计给他出主意：“你忘了？你那个老同学树伟，现在在区里当干部，手里兴许能周转开。你去求求他，说不定能帮上忙。”
这话点醒了李叔，可他却犯了难。都是庄稼人，谁愿意平白无故去张口借钱？何况，一借就是两万块——那在当时，是能压垮一个家庭的数目。李叔犹豫了好几天，白天在地里干活，魂不守舍的，锄头都差点砸了脚；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眼角的皱纹都深了好几道。最后，还是李婶叹了口气说：“去吧，为了房子，为了娃，低个头不算啥。”
李叔这才咬了咬牙，揣着忐忑的心，去了村支书张天祥家。张支书人好，心善，是村里有名的热心肠，家里装着全村唯一的一部手摇电话机，黑漆漆的机身，挂在堂屋的墙上，是全村人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谁家有急事要往外打电话，都去他家，张支书从不推辞，还乐呵呵地帮着摇电话。我小时候，也跟着父亲去过好几次，听着那老式电话机“叮铃铃”地响，心里满是新奇。
那天，张支书帮着摇了半天，电话才接通。李叔攥着话筒的手直抖，指节都泛了白，吭哧了半天，才听见那头传来树伟爽朗的声音：“喂？哪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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