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支队队长周建军坐在主位上，他四十岁年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常年的刑侦工作在他脸上刻下了坚毅的线条，但此刻，他的眉宇间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阴云。他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赵长河、林岚、小刘，以及其他几位专案组的核心成员。
“砰！”周建军的手掌重重拍在桌面上，震得烟灰缸跳了一下。
“都看清楚了吧？”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和沉重，“两起案件，横跨六年，但作案手法、目标特征、遗留的关键线索，高度一致！这不是偶然，这是连环杀人案！一个极其狡猾、残忍，并且具有强烈反侦察能力的罪犯，就在我们白银，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再次作案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和纸张翻动的声音。
“从今天起，”周建军一字一顿地宣布，“‘红衣案专案组’正式成立！我任组长，赵长河副队长负责具体的痕迹侦查和外围摸排工作，林岚法医负责所有法医鉴定和关联物证的技术分析。专案组所有成员，取消一切休假，二十四小时待命！集中所有资源，动用一切手段，务必把这个隐藏在暗处的恶魔给我揪出来！”
赵长河的目光死死盯着墙上张敏和孙燕的照片，六年前的场景和王秀兰那绝望的眼神再次浮现在眼前。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六年，他从未真正放下过这个案子，笔记本上关于“9.27案”的记录翻了无数遍，每一个细节都刻在脑子里。他以为时间或许能冲淡一些东西，但此刻他才明白，那份悬而未决的沉重，只会随着时间发酵。此刻，他声音低沉却坚定地说：“六年了，他还在逍遥法外，这次，我一定抓住他！”
周建军看了赵长河一眼，眼神复杂，既有信任，也有提醒。会议结束后，众人面色沉重地陆续离开，周建军叫住了走在最后的赵长河。
“长河，”周建军递给他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神色显得格外疲惫，“压力很大。局里领导一天三个电话问进展，外面的老百姓，更是人心惶惶。我听说，现在有些女同志，晚上都不敢单独出门，连红衣服都不敢穿了。”
赵长河沉默地点点头，接过烟，却没有点燃。
“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股火，”周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案子，像根刺一样扎在你我心里这么多年。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冷静。凶手很狡猾，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等了六年才再次动手，说明他极其谨慎。我们越是急于求成，就越容易出错，给他可乘之机。记住，我们是猎人，需要的是耐心和精准，而不是盲目的冲动。”
赵长河抬起头，看着窗外。公安局大院门口的公告栏上，依稀可见新贴上去的“悬赏缉拿红衣案凶手”的大幅海报。社会的恐慌，领导的压力，家属的期盼，以及自身职业的荣誉感，所有的一切，都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压在他的肩上。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队长，我明白。”
时间的车轮碾过一九九四年的盛夏和秋冬，进入了一九九五年的深秋。
专案组的工作从未停止，大规模的排查，对所有有五金相关背景人员的梳理，对历年类似案件的比对……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那个神秘的“红衣杀手”却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在白银露面。案件的侦破，陷入了令人焦灼的僵局。
然而，就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一个从邻省传来的消息，如同惊雷般再次炸响了专案组。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处略显陈旧的家属院内，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带着北国深秋特有的寒意。楼道里堆放着一些杂物，墙壁因为潮湿而斑驳脱落，显得比白银的案发现场更为破败。
受害者是一名二十八岁的女性，名叫吴琼。当赵长河带着小刘和林岚，连夜驱车赶到包头，与当地警方对接时，包头市刑侦支队的李队长直接将他们带到了现场。
“死者吴琼，是在家中卧室被发现的。颈部致命伤，法医初步判断，作案手法与你们通报过来的、白银那两起‘红衣案’非常相似。”李队长是个豪爽的北方汉子，但此刻语气也十分凝重，“但是，现场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确实不一样。吴琼家的门锁有被轻微撬动的痕迹，伪装得像是一起普通的入室抢劫。而最引人注目的不同是，死者当时穿着的一件红色外套，没有被凶手续惯常地叠放整齐，而是被随意地扔在卧室的地板上。这与前两起案件中凶手那种近乎仪式感的“叠放红衣”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现场很混乱，像是被翻动过，但我们检查后，并没有丢失什么贵重财物。感觉……这抢劫现场做得有点刻意。”李队长补充道，“而且，我们没有在现场找到你们说的那种特殊的十字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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