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支队队长周建军坐在主位上,他四十岁年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常年的刑侦工作在他脸上刻下了坚毅的线条,但此刻,他的眉宇间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阴云。他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赵长河、林岚、小刘,以及其他几位专案组的核心成员。
“砰!”周建军的手掌重重拍在桌面上,震得烟灰缸跳了一下。
“都看清楚了吧?”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和沉重,“两起案件,横跨六年,但作案手法、目标特征、遗留的关键线索,高度一致!这不是偶然,这是连环杀人案!一个极其狡猾、残忍,并且具有强烈反侦察能力的罪犯,就在我们白银,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再次作案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和纸张翻动的声音。
“从今天起,”周建军一字一顿地宣布,“‘红衣案专案组’正式成立!我任组长,赵长河副队长负责具体的痕迹侦查和外围摸排工作,林岚法医负责所有法医鉴定和关联物证的技术分析。专案组所有成员,取消一切休假,二十四小时待命!集中所有资源,动用一切手段,务必把这个隐藏在暗处的恶魔给我揪出来!”
赵长河的目光死死盯着墙上张敏和孙燕的照片,六年前的场景和王秀兰那绝望的眼神再次浮现在眼前。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六年,他从未真正放下过这个案子,笔记本上关于“9.27案”的记录翻了无数遍,每一个细节都刻在脑子里。他以为时间或许能冲淡一些东西,但此刻他才明白,那份悬而未决的沉重,只会随着时间发酵。此刻,他声音低沉却坚定地说:“六年了,他还在逍遥法外,这次,我一定抓住他!”
周建军看了赵长河一眼,眼神复杂,既有信任,也有提醒。会议结束后,众人面色沉重地陆续离开,周建军叫住了走在最后的赵长河。
“长河,”周建军递给他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神色显得格外疲惫,“压力很大。局里领导一天三个电话问进展,外面的老百姓,更是人心惶惶。我听说,现在有些女同志,晚上都不敢单独出门,连红衣服都不敢穿了。”
赵长河沉默地点点头,接过烟,却没有点燃。
“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股火,”周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案子,像根刺一样扎在你我心里这么多年。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冷静。凶手很狡猾,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等了六年才再次动手,说明他极其谨慎。我们越是急于求成,就越容易出错,给他可乘之机。记住,我们是猎人,需要的是耐心和精准,而不是盲目的冲动。”
赵长河抬起头,看着窗外。公安局大院门口的公告栏上,依稀可见新贴上去的“悬赏缉拿红衣案凶手”的大幅海报。社会的恐慌,领导的压力,家属的期盼,以及自身职业的荣誉感,所有的一切,都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压在他的肩上。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队长,我明白。”
时间的车轮碾过一九九四年的盛夏和秋冬,进入了一九九五年的深秋。
专案组的工作从未停止,大规模的排查,对所有有五金相关背景人员的梳理,对历年类似案件的比对……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那个神秘的“红衣杀手”却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在白银露面。案件的侦破,陷入了令人焦灼的僵局。
然而,就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一个从邻省传来的消息,如同惊雷般再次炸响了专案组。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处略显陈旧的家属院内,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带着北国深秋特有的寒意。楼道里堆放着一些杂物,墙壁因为潮湿而斑驳脱落,显得比白银的案发现场更为破败。
受害者是一名二十八岁的女性,名叫吴琼。当赵长河带着小刘和林岚,连夜驱车赶到包头,与当地警方对接时,包头市刑侦支队的李队长直接将他们带到了现场。
“死者吴琼,是在家中卧室被发现的。颈部致命伤,法医初步判断,作案手法与你们通报过来的、白银那两起‘红衣案’非常相似。”李队长是个豪爽的北方汉子,但此刻语气也十分凝重,“但是,现场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确实不一样。吴琼家的门锁有被轻微撬动的痕迹,伪装得像是一起普通的入室抢劫。而最引人注目的不同是,死者当时穿着的一件红色外套,没有被凶手续惯常地叠放整齐,而是被随意地扔在卧室的地板上。这与前两起案件中凶手那种近乎仪式感的“叠放红衣”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现场很混乱,像是被翻动过,但我们检查后,并没有丢失什么贵重财物。感觉……这抢劫现场做得有点刻意。”李队长补充道,“而且,我们没有在现场找到你们说的那种特殊的十字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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