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河蹲在门口，仔细查看着门框上那几道新鲜的、疑似由螺丝刀或其他维修工具留下的划痕。他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划痕，眼神锐利如刀。
“他在变。”赵长河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冰冷的洞察，“他在刻意改变细节。不叠放红衣，不遗留他那个标志性的螺丝，甚至伪装作案动机。他想混淆我们的视线，干扰我们的侦查方向，让我们怀疑这不是同一个人所为，或者扩大排查范围。”
凶手进化了。他不仅残忍谨慎，还具备了更强的反侦查意识，懂得在保持核心作案手法（针对红衣女性、颈部致命伤、清理现场）不变的情况下，调整次要特征，给警方制造迷雾。
“赵队，有发现。”林岚的声音从卧室传来。她正半跪在衣柜旁的角落，用镊子极其小心地从衣柜木质缝隙里，夹起一根极其细微的、蓝色的纤维。她将纤维放入证物袋，对着光仔细查看。
“这根纤维质地粗糙，颜色是深蓝色，从材质和颜色判断……”林岚抬起头，看向赵长河，“很像是工厂里常见的那种、五金店或者维修工人经常穿着的工装布料。”
蓝色工装纤维！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物证！它似乎隐隐指向了凶手可能具备的某种职业特征，与之前推断的“五金相关背景”吻合。
在对吴琼住所进行进一步搜查时，另一个发现引起了赵长河的注意。在吴琼床头的抽屉里，放着她的一些私人证件和票据，其中，夹着一张火车票。票面显示：从白银站到包头站，时间是一九九五年八月。
吴琼在一个月前，曾经从白银来到过包头！她与白银之间存在联系！这是巧合，还是凶手选择她的原因？凶手是否是通过某种方式，在白银就注意到了吴琼，甚至一路跟踪她到了包头，才实施的作案？案件的复杂性，以及凶手的活动范围，似乎一下子被拉大了。
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尤其是当案件跨越了省份，影响进一步扩大之后。“红衣杀手”的恐怖传说，不再仅限于白银，开始像瘟疫一样在周边地区蔓延。恐慌，如同无形的波纹，扩散到了更广的范围。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一个上午，阳光依旧明亮，却带着深秋的清冷，无法驱散笼罩在白银市公安局上空的阴霾。
局门口的青石台阶下，不知何时，聚集起了一群人。她们大多是中年女性，穿着朴素，脸上带着长期悲伤和焦虑留下的刻痕。为首的是王秀兰，比起六年前，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腰背也不再挺直，但那双眼睛里，却燃烧着一种执拗的、不肯熄灭的火焰。她的身边，站着孙燕那年迈的母亲，这位失去女儿的母亲几乎哭干了眼泪，眼神空洞，需要旁人搀扶才能站稳。还有吴琼的姐姐，她是从外地赶来的，脸上带着舟车劳顿的疲惫和失去亲妹的悲恸。
她们的手里，都举着临时用纸板和白布做成的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歪歪扭扭、却触目惊心的大字：
“还我亲人公道！”
“严惩红衣凶手！”
“六年了，还要死多少人？”
“警察同志，加油！”
她们没有呐喊，没有冲击，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如同一组沉痛的雕塑。阳光将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冰冷的地面上。周围，渐渐聚拢了不少围观的群众，人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有人面露同情，有人眼神恐惧，还有几个记者模样的人，拿着相机在远处拍照。
“听说就是那个专杀穿红衣服的……”
“太吓人了，我家闺女那些红衣服我都给收起来了……”
“这都多少年了，还没抓到人，唉……”
议论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
周建军和赵长河闻讯从大楼里快步走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景象，两人的心都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尤其是赵长河，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最前面的王秀兰，看到了她那双曾经充满祈求、如今更多了绝望和质疑的眼睛。
王秀兰也看到了他们。她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到周建军面前。她没有哭闹，也没有下跪，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和皱纹的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皮仔细包着的东西。打开塑料皮，里面是一本厚厚的、页面已经泛黄卷边的笔记本。
“周队长，赵同志，”王秀兰的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艰难地挤出来的，“六年了。我女儿小敏，走了六年了。这六年里，孙家的姑娘没了，现在，连包头吴家的姑娘也没了……都是穿红衣服的，都是好好的姑娘家……”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强行忍住了，“这是我……我这六年来，自己偷偷记下来的。厂里哪些人眼神不对，哪些人以前跟我家小敏有过磕绊，哪些人平时不爱说话，喜欢偷偷看女工……还有，平时在厂区外面，看到的一些穿蓝色工装、戴鸭舌帽、行为鬼鬼祟祟的人……我都记下来了，时间，地点，能想起来的模样……我知道可能没用，可能都是瞎猜……但是，我没办法啊……我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我女儿……你们，你们不能再等了，不能再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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