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上，堆的不再是物理教案，而是《刑事侦查学》、《犯罪心理学》、《DNA鉴定技术原理与应用》、《痕迹检验图谱》等厚厚的专业书籍。书页间夹满了便签，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注和心得，字迹时而工整，时而狂乱，显示出主人极不稳定的精神状态。
李建国坐在书桌前，头发已然花白了大半，才五十岁的人，背已经有些佝偻。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就着台灯的光，正在整理一沓厚厚的、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白银及周边地区五金店、维修铺名录”。他试图从中找出任何与“广山”或者“凌”姓相关的信息。
妻子端着一碗早已凉透的饭菜走进来，看着丈夫近乎自虐般的行为，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将碗放在桌角，声音带着哭腔和疲惫的劝慰：“老李，别熬了……求你了，吃点东西，睡一会儿吧。玥玥……玥玥都走了八年了……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垮了，让我怎么办啊……”
李建国头也没抬，只是摇了摇头，声音沙哑而固执，仿佛在念诵一段无法停止的咒语：“不熬怎么行？那个畜生……那个恶魔还在外面，说不定正好好地活着，享受着日子……我怎么能让玥玥就这么白白死了？我不能……我做不到……”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泛黄、边缘破损的纸质广告单。那是他几乎跑遍了市里所有的拆迁办、废品回收站，像大海捞针一样，最终从一个即将被处理的废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广告单印刷粗糙，上面模糊地印着“广山五金店”的字样，下面有一个手写上去的、同样模糊的“凌”字，大概是店主的姓氏。广告单的角落，印着一个简单的扳手图案logo。
李建国指着那个扳手图案，眼神狂热地对妻子说：“你看！这个扳手！和当年玥玥案发现场，床腿上发现的工具划痕，形状很像！我怀疑……我强烈怀疑这家店的老板，就是那个人！可是……可是找不到他了，店拆了，人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这几乎成了他的执念。每个月，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跑到已经面目全非的XX路一带，拿着那张模糊的广告单和凶手的模拟画像，询问那些尚未搬迁或者回迁的老居民，打听是否有人记得一个姓“凌”的、开五金店的、不太爱说话的男人。起初还有人同情他，耐心回答几句，时间久了，邻里间都在背后议论，称他为“疯老师”。但他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和议论，与他为女儿讨回公道的执念相比，轻如鸿毛。
长年累月地翻查资料、书写记录，使得他的手指布满了粗糙的老茧和因为干燥而裂开的口子，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
二零一零年的秋天，夜色渐深。白银市公安局物证室里，灯火通明，却只有陈锐一个人的身影。三十岁的他，肩上承担的压力与日俱增。他穿着白色的实验服，正俯身在高倍显微镜和一系列复杂的提取设备前，神情专注而凝重。
实验台上，摆放着那个他最寄予厚望，也最让他感到无力的证物——来自二零零零年包头郑梅案现场的“微量生物检材”（那根短小的毛发）。旁边是市局近几年新引进的、价格不菲的DNA提取和扩增试剂盒。然而，尽管技术相比十年前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对于这种微量、且可能有一定降解的陈旧生物检材，想要获得一个可用于数据库比对、清晰完整的DNA分型，依旧困难重重，成功率极低。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巨大的希望和更巨大的失望。
他反复失败，又反复重新开始。闲暇时，他就将毛发样本与各案发现的蓝色工装纤维、十字螺丝等物证放在一起，反复观察、比对，试图在脑海中构建出那个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幽灵的形象。
“凶手一定是从事五金行业的，熟悉白银，也熟悉包头……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型偏瘦，性格极其隐忍、谨慎，具备很强的反侦察能力……可能自有店铺，或者是维修工……”他喃喃自语，用笔在草稿纸上写下这些特征，随即又烦躁地划掉，“可是……这些特征还是太笼统了，符合条件的人，在白银、包头这样的工业城市，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他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站起身，走到档案柜前，再次取出了赵长河留给他的那本黑色侦查笔记。他翻到记录包头排查的那几页，目光停留在那几行早已熟记于心的字句上：
“2001年包头，废墟捡到‘山’字招牌碎片。”
“蓝色工装纽扣上，有模糊‘广’字印记。”
“包头商户提及，‘白银凌老板’，店名似为‘广山五金’。”
“广……凌……山……”陈锐低声念诵着这三个字，眼神猛地一亮。他迅速回到桌前，拿出一张白纸，用力写下了“广”、“凌”、“山”三个字，然后用笔将它们圈起来，并在中间画上连接线。
“‘广’和‘山’……合起来就是‘广山’！而店主姓‘凌’！凌广山？!”一个完整的姓名猜测，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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