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足足有五六分钟,凌广山才缓缓地、用一种仿佛被砂纸打磨过般的、异常沙哑干涩的嗓音,开始了他的讲述。那声音里,听不到丝毫忏悔,只有一种沉淀了数十年的、化不开的怨毒和冰冷。
“她……那个女人……”他省略了“母亲”这个称呼,仿佛那是一个极其肮脏的词汇,“……我小时候,她总爱穿一身红。大红的衬衫,红的裙子……像一团火,在家里烧来烧去。”他的眼神空洞,陷入回忆。
“后来……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吧,有一天,她就是穿着那身最红的裙子,跟着一个外地来的货郎……跑了。再也没回来。”
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但很快被更深的恨意取代。
“我爸……他把所有火都撒在我身上。骂我,打我……用皮带,用棍子……说我是‘红衣女人留下的孽种’!说我跟她一样,骨子里就是下贱的、不忠的货色!”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蜷缩,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从那时候起……我就恨!我恨所有穿红衣服的女人!她们……她们都是一样的!表面上光鲜亮丽,笑得那么勾人,骨子里……骨子里都是不忠的、诱惑人的恶魔!她们都该死!穿红衣的……都该死!”
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咬着牙根挤出来的,带着一种渗入骨髓的偏执和杀意。这扭曲的逻辑,将他个人童年不幸的创伤,无限放大,投射到了所有穿着特定颜色衣服的无辜女性身上,并以此为借口,合理化了他后续所有残忍的暴行。
赵长河看着他眼中那疯狂而偏执的光芒,沉声问道:“所以,从张敏开始,你杀害她们之后,特意将她们的红衣叠放整齐……这种行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凌广山闻言,嘴角竟然勾起了一抹极其诡异、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那笑容里,没有丝毫温度,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扭曲的“审判”意味。
“意味着什么?”他重复了一遍,语气带着一种病态的“庄严”,“那是‘审判’!是对她们‘罪恶’的最终审判!我把她们那身‘肮脏’的皮剥下来,叠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要告诉她们,告诉所有人!这就是她们的下场!这就是不忠、放荡的代价!我要让她们死了,灵魂也不得安宁!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他将血腥的谋杀,美化成了自己臆想中的“神圣审判”。这种极端的心理扭曲,让在场的陈锐和赵长河,都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
打开了话匣子,或者说,是那扭曲的内心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之后,凌广山似乎进入了一种奇异的“平静”状态。他开始用一种近乎平铺直叙的、仿佛在讲述与己无关的故事般的语气,交代他横跨十四年的作案历程。陈锐拿出各案的卷宗和物证,逐一与他核对,他大多都予以承认,细节清晰得可怕。
“九四年,孙燕。”他瞥了一眼孙燕的照片,眼神没有任何波动,“我假装是维修水管工,敲开她家的门。她刚买菜回来,毫无防备。我趁她转身去找工具的时候,从后面动了手……她口袋里有张五金店的收据,我还记得,上面写着‘螺丝,五元’。” 他甚至记得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
“九五年,包头,吴琼。”他的语气依旧平淡,“我去包头进货,她以前在白银我的店里买过五金配件,我认得她。知道她一个人住……很容易就得手了。那地方乱,比白银好处理。”
“九八年,李玥。”提到这个未成年的受害者时,他的语气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异常,“那个小丫头……放学路上,警惕性太差了。我伪装成收废品的,跟她搭话,她根本没多想……跟她爸一样,都是蠢货。” 他甚至还带着一丝嘲弄。
当陈锐问到那些刻意留下的“误导线索”时,凌广山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些许类似“得意”的神情。
“四十三码的鞋印?那是我特意找了双旧鞋换上的。扔在工地附近沾点泥。”他嗤笑一声,“那张破纸条?我观察那个流浪汉张老三好久了,模仿他写字的样子写的。就想看看你们会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果然,你们把他抓了。真是……蠢得可笑。”
他甚至主动提到了最后一案,徐婷店里的那张空白名片。
“那个啊?那是挑衅。”他直言不讳,眼神中闪烁着一种病态的快感,“我知道你们一直没找到我,我觉得无聊了。留张名片,给你们指条‘明路’,看看你们到底有多笨,会不会顺着这条假线索查到天边去……呵呵。”
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林岚走了进来。她没有看凌广山,而是直接将一份新的检测报告放在了陈锐面前,然后拿起桌上那把生锈的扳手,声音清晰而冷静地对陈锐,也是对着凌广山说:
“陈队,扳手卡口缝隙内提取到的微量生物检材,经过最新技术复核,DNA检测结果确认,属于二零零零年包头案受害者,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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