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足足有五六分钟，凌广山才缓缓地、用一种仿佛被砂纸打磨过般的、异常沙哑干涩的嗓音，开始了他的讲述。那声音里，听不到丝毫忏悔，只有一种沉淀了数十年的、化不开的怨毒和冰冷。
“她……那个女人……”他省略了“母亲”这个称呼，仿佛那是一个极其肮脏的词汇，“……我小时候，她总爱穿一身红。大红的衬衫，红的裙子……像一团火，在家里烧来烧去。”他的眼神空洞，陷入回忆。
“后来……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吧，有一天，她就是穿着那身最红的裙子，跟着一个外地来的货郎……跑了。再也没回来。”
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但很快被更深的恨意取代。
“我爸……他把所有火都撒在我身上。骂我，打我……用皮带，用棍子……说我是‘红衣女人留下的孽种’！说我跟她一样，骨子里就是下贱的、不忠的货色！”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蜷缩，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从那时候起……我就恨！我恨所有穿红衣服的女人！她们……她们都是一样的！表面上光鲜亮丽，笑得那么勾人，骨子里……骨子里都是不忠的、诱惑人的恶魔！她们都该死！穿红衣的……都该死！”
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咬着牙根挤出来的，带着一种渗入骨髓的偏执和杀意。这扭曲的逻辑，将他个人童年不幸的创伤，无限放大，投射到了所有穿着特定颜色衣服的无辜女性身上，并以此为借口，合理化了他后续所有残忍的暴行。
赵长河看着他眼中那疯狂而偏执的光芒，沉声问道：“所以，从张敏开始，你杀害她们之后，特意将她们的红衣叠放整齐……这种行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凌广山闻言，嘴角竟然勾起了一抹极其诡异、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那笑容里，没有丝毫温度，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扭曲的“审判”意味。
“意味着什么？”他重复了一遍，语气带着一种病态的“庄严”，“那是‘审判’！是对她们‘罪恶’的最终审判！我把她们那身‘肮脏’的皮剥下来，叠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要告诉她们，告诉所有人！这就是她们的下场！这就是不忠、放荡的代价！我要让她们死了，灵魂也不得安宁！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他将血腥的谋杀，美化成了自己臆想中的“神圣审判”。这种极端的心理扭曲，让在场的陈锐和赵长河，都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
打开了话匣子，或者说，是那扭曲的内心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之后，凌广山似乎进入了一种奇异的“平静”状态。他开始用一种近乎平铺直叙的、仿佛在讲述与己无关的故事般的语气，交代他横跨十四年的作案历程。陈锐拿出各案的卷宗和物证，逐一与他核对，他大多都予以承认，细节清晰得可怕。
“九四年，孙燕。”他瞥了一眼孙燕的照片，眼神没有任何波动，“我假装是维修水管工，敲开她家的门。她刚买菜回来，毫无防备。我趁她转身去找工具的时候，从后面动了手……她口袋里有张五金店的收据，我还记得，上面写着‘螺丝，五元’。” 他甚至记得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
“九五年，包头，吴琼。”他的语气依旧平淡，“我去包头进货，她以前在白银我的店里买过五金配件，我认得她。知道她一个人住……很容易就得手了。那地方乱，比白银好处理。”
“九八年，李玥。”提到这个未成年的受害者时，他的语气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异常，“那个小丫头……放学路上，警惕性太差了。我伪装成收废品的，跟她搭话，她根本没多想……跟她爸一样，都是蠢货。” 他甚至还带着一丝嘲弄。
当陈锐问到那些刻意留下的“误导线索”时，凌广山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些许类似“得意”的神情。
“四十三码的鞋印？那是我特意找了双旧鞋换上的。扔在工地附近沾点泥。”他嗤笑一声，“那张破纸条？我观察那个流浪汉张老三好久了，模仿他写字的样子写的。就想看看你们会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果然，你们把他抓了。真是……蠢得可笑。”
他甚至主动提到了最后一案，徐婷店里的那张空白名片。
“那个啊？那是挑衅。”他直言不讳，眼神中闪烁着一种病态的快感，“我知道你们一直没找到我，我觉得无聊了。留张名片，给你们指条‘明路’，看看你们到底有多笨，会不会顺着这条假线索查到天边去……呵呵。”
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林岚走了进来。她没有看凌广山，而是直接将一份新的检测报告放在了陈锐面前，然后拿起桌上那把生锈的扳手，声音清晰而冷静地对陈锐，也是对着凌广山说：
“陈队，扳手卡口缝隙内提取到的微量生物检材，经过最新技术复核，DNA检测结果确认，属于二零零零年包头案受害者，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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