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二卷：孤岛谍影
第十七章 1939年5月25日·牡丹初现：反谍清查与军统纪律督察
1939年5月的上海，春末的雨丝刚歇，公共租界的柏油路面还泛着潮湿的光，却掩不住空气中弥漫的肃杀。日清洋行门口的日本旗在微风中耷拉着，门岗上的日军宪兵握着步枪，靴底碾过路面的积水，发出沉闷的声响——这里是日军在上海的物资转运枢纽之一，也是令狐靖远今日四件要务的起点。
清晨六点，位于静安寺路一条窄巷里的“同和裁缝铺”已经亮起了灯。铺子前间挂着几件半成的西装，缝纫机上搭着块灰色布料，乍看与租界里无数小商铺别无二致，实则是战时特别情报处的临时据点。令狐靖远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袖口挽至小臂，正对着墙上的上海地图出神。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日清洋行、三井洋行、沪江大学附属医院的位置，还有几处用蓝笔标注的“76号常驻地”，密密麻麻的标记像一张织好的网，正等着猎物落网。
“处座，‘麻雀’的消息到了。”门口传来轻叩门板的声响，是特别情报处的队员小赵，他穿着粗布短褂，手里拎着个菜篮子，篮子底层藏着一张卷成细条的纸条。令狐靖远接过纸条，展开时指尖蹭到了纸上的油墨——那是“麻雀”在76号潜伏时用炭笔写的情报，字迹潦草却清晰：“牡丹组员多着洋行职员装，近日常与四宝手下接触，日清、三井为要地。”
“四宝”指的是76号特务吴四宝，此人以心狠手辣闻名，手下豢养着一批亡命之徒，是汪伪政权在上海的“屠刀”。令狐靖远指尖在“牡丹小组”四个字上顿了顿，这个名字是三个月前重庆截获的日军密电里首次出现的，只知是日军安插在上海的核心谍报小组，却始终摸不清其成员结构与真实目的。如今“麻雀”传来线索，终于有了突破口。
“通知特别情报处第一小队，伪装成苦力、小贩，分驻日清、三井洋行周边。”令狐靖远的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果断，“重点盯紧那些穿西装、戴礼帽，频繁进出洋行，又与76号人员碰头的人——记录他们的身高、衣着特征，还有接头的时间、地点，每两小时向我汇报一次。”
小赵点头应下，转身要走时，令狐靖远又补了一句：“让‘鸽子’也去日清洋行附近，他的位置最隐蔽。”
“鸽子”是特别情报处的外围队员，本名陈阿福，只有十六岁，因个头瘦小，常年伪装成香烟小贩在租界里穿梭。他卖的香烟盒底藏着微型纸笺，既能传递情报，又不易引起怀疑。小赵刚走，裁缝铺的后间传来“滴滴答答”的发报声，紧接着，通讯兵小张拿着一份加密电报匆匆走出：“处座，军统局的密电，戴局长亲发。”
令狐靖远接过电报，指尖划过电文上的“随枣会战情报泄露”几个字，眉头瞬间拧紧。随枣会战是上月刚结束的硬仗，国军虽击退日军，却因部分情报被截获，付出了比预期更重的伤亡。当时他就怀疑是军统内部出了问题，如今戴笠的密电证实了这一点——线索直指军统上海区通讯组，“违规使用固定频段发报”。
作为军事委员会督察处兼军统局督察处少将处长，纪律督察本就是他的职责。但上海区是军统在“孤岛”上海的核心力量，负责人王天木又是戴笠的老部下，行事张扬，素来不把外人放在眼里。此次进驻审查，怕是免不了一场冲突。
上午八点，令狐靖远带着两名督察处随从，驱车前往军统上海区的临时据点——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钟表行”。车刚停稳，就见王天木的副官周明远站在门口，脸上堆着笑，语气却带着几分疏离：“令狐处长大驾光临，王处长正在里面等着呢。”
走进钟表行，后间的密室里烟雾缭绕，王天木坐在藤椅上，手里夹着支雪茄，见令狐靖远进来，只抬了抬眼皮：“令狐兄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地方？莫不是重庆又有什么新指令？”
令狐靖远不绕弯子，将戴笠的密电放在桌上：“王兄，随枣会战的情报泄露，戴局长怀疑是上海区通讯组出了问题，我奉命来审查发报记录。”
王天木的脸色沉了下来，雪茄在烟灰缸里摁了摁：“上海区的事，我自会处理，令狐兄这是……越权了吧？”
“我是军统局督察处少将处长，审查通讯纪律，不算越权。”令狐靖远的语气平静，却带着压人的气势，“王兄若是配合，我们尽快查清问题，对上海区也是好事；若是不配合，我只能如实向戴局长汇报。”
王天木盯着他看了几秒，最终咬了咬牙：“好，我倒要看看，我的通讯组能出什么问题！”
通讯组的发报记录被堆在桌上，厚厚的一摞，每一页都记着发报时间、频段、内容摘要。令狐靖远坐在桌边，一页页仔细翻看，小张站在一旁，帮着整理记录。阳光从窗户里透进来，照在纸上，能清晰看到墨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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