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二卷:孤岛谍影
第十七章 1939年5月25日·牡丹初现:反谍清查与军统纪律督察
1939年5月的上海,春末的雨丝刚歇,公共租界的柏油路面还泛着潮湿的光,却掩不住空气中弥漫的肃杀。日清洋行门口的日本旗在微风中耷拉着,门岗上的日军宪兵握着步枪,靴底碾过路面的积水,发出沉闷的声响——这里是日军在上海的物资转运枢纽之一,也是令狐靖远今日四件要务的起点。
清晨六点,位于静安寺路一条窄巷里的“同和裁缝铺”已经亮起了灯。铺子前间挂着几件半成的西装,缝纫机上搭着块灰色布料,乍看与租界里无数小商铺别无二致,实则是战时特别情报处的临时据点。令狐靖远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袖口挽至小臂,正对着墙上的上海地图出神。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日清洋行、三井洋行、沪江大学附属医院的位置,还有几处用蓝笔标注的“76号常驻地”,密密麻麻的标记像一张织好的网,正等着猎物落网。
“处座,‘麻雀’的消息到了。”门口传来轻叩门板的声响,是特别情报处的队员小赵,他穿着粗布短褂,手里拎着个菜篮子,篮子底层藏着一张卷成细条的纸条。令狐靖远接过纸条,展开时指尖蹭到了纸上的油墨——那是“麻雀”在76号潜伏时用炭笔写的情报,字迹潦草却清晰:“牡丹组员多着洋行职员装,近日常与四宝手下接触,日清、三井为要地。”
“四宝”指的是76号特务吴四宝,此人以心狠手辣闻名,手下豢养着一批亡命之徒,是汪伪政权在上海的“屠刀”。令狐靖远指尖在“牡丹小组”四个字上顿了顿,这个名字是三个月前重庆截获的日军密电里首次出现的,只知是日军安插在上海的核心谍报小组,却始终摸不清其成员结构与真实目的。如今“麻雀”传来线索,终于有了突破口。
“通知特别情报处第一小队,伪装成苦力、小贩,分驻日清、三井洋行周边。”令狐靖远的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果断,“重点盯紧那些穿西装、戴礼帽,频繁进出洋行,又与76号人员碰头的人——记录他们的身高、衣着特征,还有接头的时间、地点,每两小时向我汇报一次。”
小赵点头应下,转身要走时,令狐靖远又补了一句:“让‘鸽子’也去日清洋行附近,他的位置最隐蔽。”
“鸽子”是特别情报处的外围队员,本名陈阿福,只有十六岁,因个头瘦小,常年伪装成香烟小贩在租界里穿梭。他卖的香烟盒底藏着微型纸笺,既能传递情报,又不易引起怀疑。小赵刚走,裁缝铺的后间传来“滴滴答答”的发报声,紧接着,通讯兵小张拿着一份加密电报匆匆走出:“处座,军统局的密电,戴局长亲发。”
令狐靖远接过电报,指尖划过电文上的“随枣会战情报泄露”几个字,眉头瞬间拧紧。随枣会战是上月刚结束的硬仗,国军虽击退日军,却因部分情报被截获,付出了比预期更重的伤亡。当时他就怀疑是军统内部出了问题,如今戴笠的密电证实了这一点——线索直指军统上海区通讯组,“违规使用固定频段发报”。
作为军事委员会督察处兼军统局督察处少将处长,纪律督察本就是他的职责。但上海区是军统在“孤岛”上海的核心力量,负责人王天木又是戴笠的老部下,行事张扬,素来不把外人放在眼里。此次进驻审查,怕是免不了一场冲突。
上午八点,令狐靖远带着两名督察处随从,驱车前往军统上海区的临时据点——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钟表行”。车刚停稳,就见王天木的副官周明远站在门口,脸上堆着笑,语气却带着几分疏离:“令狐处长大驾光临,王处长正在里面等着呢。”
走进钟表行,后间的密室里烟雾缭绕,王天木坐在藤椅上,手里夹着支雪茄,见令狐靖远进来,只抬了抬眼皮:“令狐兄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地方?莫不是重庆又有什么新指令?”
令狐靖远不绕弯子,将戴笠的密电放在桌上:“王兄,随枣会战的情报泄露,戴局长怀疑是上海区通讯组出了问题,我奉命来审查发报记录。”
王天木的脸色沉了下来,雪茄在烟灰缸里摁了摁:“上海区的事,我自会处理,令狐兄这是……越权了吧?”
“我是军统局督察处少将处长,审查通讯纪律,不算越权。”令狐靖远的语气平静,却带着压人的气势,“王兄若是配合,我们尽快查清问题,对上海区也是好事;若是不配合,我只能如实向戴局长汇报。”
王天木盯着他看了几秒,最终咬了咬牙:“好,我倒要看看,我的通讯组能出什么问题!”
通讯组的发报记录被堆在桌上,厚厚的一摞,每一页都记着发报时间、频段、内容摘要。令狐靖远坐在桌边,一页页仔细翻看,小张站在一旁,帮着整理记录。阳光从窗户里透进来,照在纸上,能清晰看到墨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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