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港的专用码头上，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波兰格但斯克的货轮“波罗的海号”缓缓靠岸，船舱里装载的，是那份来之不易的易货协议中首批抵达的“铁马”——十五台五十年代初产自英国的二手“普拉特”细纱机和八台波兰仿制的并条机。这些设备被油布包裹，经过长途海运，表面锈迹与灰尘混杂，但在李云龙和赶来接收的技术人员眼中，却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码头上举行了简单的接收仪式，市里和轻工局的领导都来了，讲了些“中波友谊”、“经济合作”的场面话。李云龙的心思却早已飞到了设备本身。仪式一结束，他立刻指挥着从大连纺织厂、金州纺织厂紧急抽调的二十多名老技工和几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技术员，配合港口起重设备，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笨重的“铁马”卸船、装车。
设备没有直接运往还在图纸上的“东欧设备技术改造区”（那块地皮刚完成平整，厂房连地基都没打），而是临时安置在试点工厂腾出的最大仓库和毗邻的一片空地上。这是李云龙的权宜之计，他等不及新厂房建好，“让机器早点转起来，哪怕先转一台，也是胜利！”
然而，消化这些“铁马”的难度，远超预期。首先是技术资料的缺失与错位。随设备来的只有几本破旧的波兰文操作手册和简单的总装图，关键的电气原理图、机械零件图、调试参数表要么缺失，要么是模糊的复印件，且标注混乱，英制、公制单位混杂。波兰方面指派的两位调试工程师要一个月后才能到，语言不通（只会波兰语和少量俄语），沟通全靠比划和蹩脚的翻译。
其次是设备状态参差不齐。开箱检查发现，有的细纱机车头箱齿轮磨损严重，有的并条机的罗拉有明显的弯曲变形，显然是使用过度或维护不善。更麻烦的是电气部分：老旧的英国产电机绝缘老化，控制线路杂乱，有些甚至被波兰人用本地元件粗糙地改装过，留下了安全隐患。
“这他娘的哪是设备，这是一堆需要大修的破烂！”一位从大连纺织厂请来的老师傅，围着拆开的一台细纱机摇头叹气。
李云龙脸色铁青，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破烂也得给老子修好！谭师傅呢？把‘技术革新小组’的人都叫来！还有，去沈阳、去上海，给我请人！请最好的纺织机械专家、电工师傅！花多少钱都行！”
一场与“波兰铁马”的攻坚战打响了。仓库变成了临时车间和“野战医院”。谭师傅带着他的“海鸥”团队，发挥土法上马的特长，测绘零件、加工替换件、修复磨损部位。从上海请来的退休纺织机械工程师，戴着老花镜，对着残缺的图纸和实物，一点点反推结构原理，重新绘制草图。年轻的技术员们则被分派去清理、除锈、核对零件，每天弄得满身油污。
最大的挑战是电气系统。国内熟悉这种老旧英制设备电路的人凤毛麟角。李云龙急得嘴上又起了一圈泡，最后通过赵刚的关系，从哈尔滨一家有苏联援建背景的电机厂，“借”来了一位号称“电路活字典”的姜工。姜工五十多岁，脾气古怪，但技术精湛。他来了之后，对着那堆乱麻似的线路研究了三天，不说话，只抽烟。第四天早上，他扔给李云龙一张手绘的、极其简陋的主电路框图：“照这个，把线全拆了，按我画的重新布。原件能用的用，不能用的，找国产的替代，参数我告诉你。”
拆线、重新布线、测试……仓库里灯火彻夜不熄，空气里弥漫着机油、焊锡和香烟的味道。工人们三班倒，李云龙几乎住在了现场，眼睛熬得通红。程佩珊从平壤发来一些东欧纺织设备维护资料的摘要，多少提供了一点参考，但杯水车薪。
就在这边与“铁马”搏斗时，霍启明从香港传来关于莫斯科“影子订单”的进展：对方对大连寄去的防寒服样品表示“高度满意”，尤其赞赏其工艺细节和保暖性能。对方通过一个设在维也纳的贸易公司转达，愿意提供一份更详尽的、可供交换的设备清单，并提议下一阶段在**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初步商务洽谈”，讨论首批五千套防寒服的具体交换细节。对方强调，洽谈将以“纯粹的民间商业活动”形式进行，建议中方派出“具有决策权的商业代表”。
机遇似乎触手可及，但风险也陡然升级。从香港跳到维也纳，从通信试探跳到面对面谈判，这步子迈得太大了。李云龙不敢做主，再次急报沈阳。
平壤，清津橡胶厂那间简陋的实验室里，程佩珊、朴成浩和几位朝方技术员正围着一台临时搭起的试验台，屏息凝神。试验台上，是他们依据捷克硫化机电路原理、结合有限资料推测的西德继电器功能要求，自行设计组装的一套“土制温控装置”。核心是用几个性能较好的苏联产时间继电器和温度传感器组合，通过一个自制的逻辑控制板（其实是手工焊接的一堆晶体管和电阻电容）来模拟那个敏感西德继电器的部分精准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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