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造船厂的封闭车间里，回荡着一种陌生又熟悉的轰鸣。那台经过彻底拆解、清洗、修复、重新组装后的日本旧柴油机，在调试台上发出了低沉而有力的吼声。排气管喷出略带蓝烟的废气，飞轮平稳旋转，仪表盘上的油压、水温读数基本稳定在正常范围。虽然噪音依然很大，震动也颇为明显，但对于在场的所有技术人员和工人来说，这声音不啻于天籁。
“成功了！真的转起来了！”一位参与修复的老机修工激动地抹了把脸上的油污，眼眶有些湿润。这意味着，至少有一艘新造的百吨驳船，有了可以依赖的“心脏”。
姜工紧盯着仪表和数据记录本，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工况基本稳定，输出功率能达到额定值的八成左右。虽然效率不高，但驱动小船跑起来没问题。关键是，我们摸透了它的脾气，以后维护、修理甚至仿制，都有底了。”
李云龙在现场，看着那台咆哮的机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拍了拍姜工和轮机长的肩膀：“干得好！立了大功！赶紧总结经验，把另一台也尽快搞出来！船厂那边，船壳等着呢！”
然而，成功的喜悦很快被更现实的难题冲淡。这台旧发动机的修复，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动用了大连几乎最好的机修力量和“海鸥”团队的部分骨干，耗时近两个月。这只是两台机器。如果要满足造船厂乃至未来可能扩大的需求，这种“手工作坊”式的修复模式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修复中暴露出大量**标准件、密封件、专用轴承和电气元件**的短缺，许多需要重新加工或寻找替代品，严重依赖谭师傅团队的手工技艺和有限的库存，无法形成稳定供应。
“不能总靠老师傅们一锤子一錾子地敲出来。”李云龙召集核心人员开会，“咱们得想办法，把一些关键的、通用的零配件，弄到能小批量生产的路子上来。”
谭师傅深有同感：“是啊，厂长。比如这发动机上的高压油泵柱塞、喷油嘴、还有各种规格的密封圈、弹簧垫片，用量大，精度要求也不低。靠我们几个老伙计手搓，累死也供不上。得有点像样的设备，至少得有精度高点的车床、磨床，还得有懂这方面技术的专门人才。”
这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设备和技术。波兰来的纺织设备还在艰难消化，顾不上这些；从日本买旧发动机已经是冒了风险，再大量进口其零配件生产线或精密机床，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几乎不可能，也超出了大连试点的能力和外汇储备。
李云龙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能不能以这台成功修复的旧发动机和正在推进的船舶建造任务为契机，向上面申请，在大连设立一个专门的“船舶动力与关键零部件试制实验区”？** 在这个“实验区”里，可以集中技术力量，一方面继续修复、仿制、改进现有的旧发动机；另一方面，尝试攻关一些关键的、通用的机械基础件和易损件的国产化小批量试制。所需的部分专用设备和技术资料，可以尝试通过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易货渠道去交换或购买（相比西方，政治风险小），也可以利用香港的贸易网络，寻找一些不那么敏感的二手机床或技术手册。
他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份详细的建议报告，直接呈送给赵刚。报告中，他将“实验区”与巩固波兰设备消化、发展“海鸥”自主创新、保障沿海船舶建造等任务紧密联系起来，描绘了一个以点带面、逐步夯实东北地区机械工业基础（哪怕是最基础的）的蓝图。
平壤，清津橡胶厂的生产性试验获得了初步成功。采用“TC-1”土制温控系统的硫化罐，生产出的耐油密封件质量稳定，达到了矿山设备的使用要求，成本比原方案（依赖进口继电器）大幅降低。朴成浩和程佩珊联合撰写的技术总结报告，不仅详细记录了技术原理、试验过程和成果，更着重分析了这种“基于原理消化和现有条件创新”模式的意义，将其称为“清津经验”。
这份报告在朝方轻工业系统内部小范围传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年轻的技术干部深受鼓舞，看到了在有限条件下突破技术瓶颈的可能。朴成浩的声望也随之提升，被任命为轻工业省技术革新处的副处长（虽然仍是个虚职，但有了更多话语权）。
程佩珊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她私下与朴成浩深入交流，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构想：以“清津经验”为基础，联合朝方有志于技术革新的骨干，成立一个非正式的“朝中轻工业技术互助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不具官方色彩，定期以“学术研讨”或“技术难题会诊”的形式聚会，交流双方在各自项目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搜集到的技术资料信息、以及尝试的解决方案。目的是形成一个跨越国界的、专注于具体技术攻坚的“民间智慧网络”。
“我们可以互相充当对方的‘外脑’和‘信息员’。”程佩珊对朴成浩说，“你们在资料室看到的某些东欧技术动向，可能对我们有启发；我们在设备改造中遇到的某个机械难题，或许你们曾接触过类似的思路。甚至，我们可以尝试共同对一些基础性的技术原理进行梳理和总结，形成我们自己的、更贴近实际的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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