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听完阿关当老师、放电影的往事，小脑袋靠在阿关怀里，手指还在轻轻摩挲那把剔骨刀的皮绳 —— 刀身残留的猪油味混着桃木清香，成了这段回忆的专属印记。他忽然抬头，睫毛上还沾着点睡意，眼里却满是好奇：“爸，您放电影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像树灵怨那样的邪祟呀？是不是比水鬼还吓人？”
阿关指尖一顿，目光飘向宿舍窗外的黑暗，仿佛又看到了三十年前那个初冬的寒夜 —— 水库边的冷风裹着水汽，像无数根冰针往骨头缝里钻；日本打靶鬼的黑影在月光下晃荡，步枪的硝烟味混着血腥气还在鼻尖萦绕；牛头怪的嘶吼更像闷雷，至今想起还能让后颈发紧。他叹了口气，声音里裹着几分回忆的凝重，还有劫后余生的庆幸：“还真遇到过，而且一晚上遇到了两个，差点就回不来见你爷爷和娘了。”
那年初冬来得早，十一月初就下了一场小雪。雪不大，却下得绵密，把云雾山的山路都盖了层薄白，踩上去 “咯吱” 响，像碎玻璃在脚下崩裂。山里的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屋檐下挂着的冰棱能有手指粗，早上起来舀水，水缸都结着一层薄冰，得用开水烫才能化开。
阿关当时已经在村里当老师三年，放电影也成了家常便饭。十里八乡的村民都知道 “阿关老师不仅会教书，还会放电影”，有时候邻村办喜事、开动员大会，都会提前来请他，还会拎着鸡蛋、红薯当报酬。他从不推辞 —— 一来能给孩子们挣点作业本钱，二来能让村民们看看电影，解解闷，比啥都强。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是语文课，阿关正在教四年级的孩子念 “红军不怕远征难”，教室门突然被推开，邻村的李支书裹着件旧棉袄，顶着一头雪走了进来。李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脸膛黝黑，颧骨上冻得通红，一进门就搓着手喊：“阿关老师，可算找着你了！”
阿关让孩子们自习，领着李支书到走廊上。雪还在飘，落在李支书的棉帽上，很快就化了，留下一圈圈湿痕。“李支书，这么冷的天，您怎么来了？” 阿关递过去一杯热水，杯子是搪瓷的，上面印着 “为人民服务”，还是他当老师时学校发的。
“这不村里要办冬修水利的动员大会嘛，” 李支书喝了口热水，哈着白气说，“想请你今晚来放场电影，鼓舞鼓舞士气。就放《红旗渠》，村民们都爱听这片子里的事，看完了干活更有劲！”
阿关一口答应：“行，李支书，下午上完课我就过去。您放心，保证七点准时放。” 他知道冬修水利是大事 —— 村里的水渠年久失修，明年开春灌溉全靠它，村民们得顶着寒风挖渠、修坝，确实需要点精神头。
下午四点，阿关送走最后一批孩子，赶紧回宿舍收拾东西。他把黄东借给的 16 毫米电影放映机擦了擦 —— 这机器是镇上电影院淘汰的，机身是铁做的，重得有二十多斤，上面还贴着 “先进放映设备” 的旧标签，现在却成了他的宝贝。他又从床底下的木箱里掏出桃木匕首和罗盘：匕首是祖叔做的，桃木心浸过朱砂水，刀柄上的 “驱邪” 纹被磨得发亮；罗盘用红绳系着，铜壳边缘的绿锈又厚了点，指针却依旧灵敏，像颗醒着的心脏。
临出门前，娘从灶房追出来，往他口袋里塞了个布包：“阿关，这里面是两个烤红薯，还有一小袋糯米，饿了就吃点，糯米能驱寒。晚上回来别抄近道走水库边，雪天路滑，那地方邪性。”
阿关把布包揣进怀里，暖乎乎的，心里也踏实：“娘，我知道了，您放心，我早点回来。”
山路被雪盖得看不清，阿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棉鞋是娘做的，鞋底纳着厚厚的千层底，却还是挡不住寒气，走了没半小时，脚趾就冻得发麻，像揣着几块冰。他背着放映机，肩膀被勒得生疼，只能时不时换个肩，把布包里的烤红薯拿出来啃两口 —— 红薯是娘用灶膛里的余火烤的，外皮焦黑，里面却甜得流油，咬一口，暖意从喉咙一直淌到肚子里。
到邻村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多。李支书早就带着几个村民在大队门口等着了，看到阿关，赶紧迎上来，接过放映机：“阿关老师，辛苦你了！快进屋烤烤火，我让你婶子煮了红薯粥。”
阿关没进屋 —— 他知道村民们肯定早就等着了，耽误不得。他跟着村民一起架机器、拉幕布：机器要放在高凳上，不然画面会歪；幕布得拉得平整，用石头压住四角，防止被风吹得晃；电线是从大队办公室拉出来的，得小心别踩断，不然电影就放不成了。
村民们也没闲着，有的帮着搬凳子，有的去家里拿煤油灯 —— 晚上放电影，周围得亮点，不然小孩容易跑丢。不一会儿，大队门口就挤满了人，连邻村的都来了，有的搬着小板凳，有的抱着孩子，还有的拎着暖壶，热闹得像过年。
晚上七点，《红旗渠》准时放映。当音乐响起，幕布上出现 “红旗渠” 三个红色大字时，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幕布上。看到电影里村民们顶着寒风凿山、光着膀子挑水，有的老人忍不住抹眼泪：“当年咱们修水库，也是这么过来的，不容易啊！” 看到水渠通水，村民们欢呼雀跃时，现场也跟着鼓掌，掌声、叫好声在寒夜里飘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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