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时期】
看到崇祯九年，清军破关，蹂躏京畿，如入无人之境；看到鼠疫蔓延，官府应对失措；更是看到崇祯十年，那饮鸩止渴的“三饷”加征，以及随之而来的胥吏如虎、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惨状，唐太宗·李世民也是满脸凝重之色。
然而，当那句“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的诛心之论，由后世儒生之口清晰传来时。
李世民脸上的凝重神情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震惊、愤怒以及深深忧虑的神情。
“朕尝读史，知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便为历代思想之主臬。”
李世民的声音在四周回荡，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寒意。
“观天幕所示，汉武之策，或为凝聚人心之需。然，谁能料到，数百年后，儒家竟会生出如此怪胎？！！”
“此‘不做安安饿殍’之论，已非单纯的无能，而是彻底的失德！”
“是将圣贤‘仁政爱民’之心，扭曲成了逼民赴死、责民挣扎的酷吏之言！”
李世民猛地转身，看向群臣：
“如此儒家，与暴秦之苛法何异？甚至更为不堪！因其披着‘仁义’之外衣，其害更甚！”
李世民的思绪飘得更远，想到了天幕中始皇帝对儒家的鄙夷，汉武帝对“独尊儒术”的反思。
“始皇虽暴，然其驭臣治民，赏功罚过，法令严明，未曾闻有此等诛心之论。”
“汉武晚年，下《轮台罪己诏》，亦知征伐过甚，当与民休息。”
“而后世之儒，面对危局，不思己过，反责黎庶，其心可诛！”
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浮现在李世民心头：
“我大唐，如今尊崇儒术，开科取士，以文治国。”
“房、杜诸卿，皆通经史，魏征更是以儒术匡正于朕。”
“然，谁能保证，千百年后，我大唐之儒，不会堕落成明儒那般模样？”
李世民回想起自己为了平衡关陇与山东士族，修订《氏族志》；为了广纳贤才，完善科举。
这一切，都离不开儒家的框架。
但此刻，他看到了这个框架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致命裂痕。
“若儒家日后必成此等害民之物，朕......是否当如始皇帝、汉武帝般，早做绸缪，对其加以限制？”
李世民的语气中充满了帝王的深思与决断：
“至少，绝不可让其一家独大，堵塞言路，僵化思想，最终孕育出此等视民如草芥的‘硕儒’！”
此言一出，四周群臣，尤其是以孔颖达为首的儒学士大夫，顿时面色大变。
刚主持编纂完《五经正义》、被誉为当世经学宗师的孔颖达，立刻颤巍巍地出列，伏地叩首，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陛下！陛下明鉴！”
“天佑大唐，圣主临朝，臣等沐浴清化，岂敢......岂敢与后世明末那些寡廉鲜耻、不仁不义之徒，并称为‘儒’？！！”
孔颖达老泪纵横，既有对先贤之道被玷污的痛心，更有对皇帝可能因此疏远儒学的恐惧。
“陛下！”
孔颖达抬起头，言辞恳切，引经据典：
“臣奉敕编纂《五经正义》，于《尚书》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于《礼记》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春秋》阐‘微言大义’，褒贬善恶！”
“于《论语》述夫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之训！”
“于《孟子》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旨！”
“此方是我儒家之正统，孔孟之真传！”
孔颖达竭力将唐儒与明儒进行切割：
“后世明儒，所学所行，早已背离圣贤本意！”
“彼辈或屈从于暴政，或沉溺于空谈，或汲汲于功名利禄，早已将‘仁’、‘义’、‘民本’抛诸脑后！”
“其出‘安安饿殍’之论，正是其背叛道统之铁证！”
“此乃儒门之不幸，出了此等不肖子孙，犹如良田生莠草，清流出浊泥！”
孔颖达指向天幕，语气激昂：
“陛下请看，我贞观朝，陛下虚怀纳谏，从善如流；朝臣如魏征、王珪等，以儒术进言，皆为国为民，何曾有此等荒谬绝伦之语？”
“我朝修史立典，劝课农桑，轻徭薄赋，赈济灾荒，哪一件不是践行儒家‘仁政’、‘养民’之要义？！”
最后孔颖达恳求道：
“万望陛下明察！勿因后世伪儒、小人之儒的倒行逆施，而疑及当下恪守正道之儒！”
“臣等大唐儒生，愿以《五经正义》为基，正本清源，永葆孔孟之道之纯粹，绝不容其堕入明末那般万劫不复之境地！”
孔颖达声泪俱下的辩护，也是让李世民的脸色稍霁。
李世民自然知道孔颖达等人所言非虚，贞观朝的儒家士大夫，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魏征的直谏，房杜的谋略，皆有其儒学根基。
而后，李世民亲手扶起孔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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