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1922）元旦，上海。
淞沪督军府的议事厅里烧着暖炉，长条会议桌上铺着一张崭新的江浙沪行政地图，两侧坐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军政官员。
他们大多是在年前就接到了通知，冒着隆冬的寒风从杭州、金陵、苏州、宁波等地赶来。
陈墨还没到场，厅里已经有人在低声交头接耳，揣测着这位年轻督军在新的一年又会推出什么新政策。
陈墨推门而入时，所有人齐齐起身。他抬手示意众人落座，走到会议桌前站定，目光环视一周，开口便直奔主题。
他先简要回顾了过去一年在农业、工业、教育和基建方面取得的进展——减租政策落地、兵工厂投产、第一批乡小开学、宁杭公路完成路基铺设——每一项都有一组简洁的数据做支撑。
在座官员大多亲身参与了这些工作，听到这些数字时纷纷露出认可的神色。
这番话让在场官员原本放松的神情逐渐收敛起来。
他们中不少人原本以为今天的会议只是例行公事，此时却意识到这位督军不是在和他们商量，而是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只是在正式宣布。
他将文件夹打开，将一份计划大纲搁在桌上。
“江浙沪水网密集，靠江临海。我们的税收三分之一来自港口贸易，粮食和工业原料要通过长江和海运进出。如果没有海军守护航道和港口，江浙沪就是一枚没壳的蛋——任何一支外国舰队都可以随时封锁我们的出海口，掐断我们的贸易线。海军早晚要搞。既然如此，晚搞不如早搞。”
一位财政厅的官员犹豫了一下，还是站了起来，语气恭敬却难掩担忧，措辞谨慎地说道：“大帅，眼下农业、工业、教育、医疗、基建五大工程同时铺开，财政已经是连轴转了。海军和空军都是烧钱的无底洞，一艘军舰的造价够修几十所小学，建议是否等财政再宽裕一些再从长计议。”
旁边几位负责地方行政的官员也纷纷附和，有人说空军这东西外国人也就刚搞了十几年，是不是有些太超前了，眼下的钱还是先紧着陆军和兵工厂比较稳妥。
陈墨没有打断他们，只是示意旁边的副官将一块黑板推上来，拿起粉笔在上面画了一条简略的海岸线，又画了几个箭头指向海岸线。
“诸位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从道光年间以来，哪一次挨打不是先从海上开始的？英国从海上来的，法国从海上来的，八国联军还是从海上来的。长江口一旦被封，我们的丝绸、茶叶、瓷器一船都出不去，外面的机器设备和军火一箱也进不来。没有海军，我们发展的成果全都是在给别人攒菜。”
他放下粉笔，又提起空军：“空军同样的道理。别看现在的飞机技术刚刚起步，但早晚会应用于战场。作战不光是步兵背着步枪在地面上互相磨——谁先看到敌人的阵地、谁先发现敌人的行军路线、谁能用更快的速度打掉对方的指挥所，谁就占了先机。飞机的作用就是眼睛和拳头。
将来飞机还可以用于轰炸，用于俯冲攻击。到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空军，就只能被动挨打……”
现在的飞机，还是木头架子加帆布，易造易维修，价格也便宜。
陈墨的一番分析让在座的官员们面面相觑。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旧官僚和地方士绅中提拔上来的，对军舰和飞机的概念还停留在报纸上的黑白照片和纪录片里一闪而过的镜头。
此刻听陈墨把海、空军的必要性拆解得如此具体，虽然还有些疑虑，却已经没有人再提出实质性的反驳。
在说服将级军官和地方主要官员之后，陈墨又留下了几个精通德语的幕僚。
他从保险柜中取出一份早已拟好的采购清单和聘请计划，让他们再次联络德国在上海的几家大洋行的代表。
之前的合作基础非常扎实——中德工业促进会运作良好，兵工厂里的德籍工程师与中方技工配合顺畅，西门子洋行和礼和洋行牵线的机床设备采购也是顺利交接。
几家洋行的代表被请到督军府，陈墨把采购清单推过去。清单上写着：向德国汉堡订购四艘驱逐舰、十艘鱼雷艇、八艘炮艇，聘请三十名具备海军服役资历的德籍教官和技师。
同时采购二十架教练机和十架侦察机，高薪聘请三十名德籍航空教官，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收具备高中以上学历、视力达标、体能合格的青年学员，公费派往德国福克航校受训一年。
这几个订单加起来的分量让洋行代表们精神一振。
战后的德国被《凡尔赛条约》锁死了军用舰艇和飞机的出口配额，但这些订单巧妙地卡在了条约限制的边缘——驱逐舰可以按海防舰的名义出口，炮艇和鱼雷艇属于海岸警备装备，教练机和侦察机则属于民用航空器材。实在不行，还可以拆成零件分批售卖。
条约限制挡不住生意人的头脑。几家洋行当即表示将派遣专员陪同中方代表团前往汉堡和柏林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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