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不一、想法各异的蜀汉旧臣，却有着天翻地覆、三世为人的相似辛酸。当初在巴蜀，他们其实分为各自的势力，互相存在深深的芥蒂，各不服气且有私心。可是在亡国破家之后，他们体验到真正的坎坷艰难，从心态上又相互怜悯团结。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承认，其如今地位是大致相同的。
立足于巴蜀的季汉政权，直到其灭亡之日，仍是个并未完全本土化的外来势力，这要从源头看原因。汉末时期，率先占据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麾下最有名的亲信军队便是“东州兵”，由收编南阳、三辅等地的逃难流民而组成，天然性地依附于他们才能立足于富庶的巴蜀天府，故而对其比较忠心。除此之外，刘焉父子出生于荆州，倚仗的士人也是自己的乡党，或者同样外籍的官员，与之联合起来维护在益州的统治，后世通称“东州士”。从中原来的庞羲、吴懿（后文吴皇后之兄）、吕常（后文吕雅之祖父），从关中来的法正、孟达、射援，从荆州的来李严、刘巴、董和（后文董允之父）等等，均为其倚仗的重臣。相对而言，益州当地人则普遍被压制在中下层，少数的张松、王商被拔擢以平衡，多数如费诗、常高（后文常忌之父）、黄权只是县令而已。
就在蜀中日渐稳定之际，刘备入川夺取了刘璋的地盘，带来了新的人事冲击。刘备集团的很复杂，由他从北至南一路转战而粹选，在他的主持之下，仍旧沿用了刘焉、刘璋父子当初的政策，维持着外士重、蜀人轻的态势。在刘备称帝的时候，丞相诸葛亮，太尉法正，司徒许靖，司空黄权这四位高官之中，唯独黄权是巴地人，投降的东州士人们继续被重用。最夸张的是，早已娶妻生子的刘备，纳曾嫁过刘焉之子的寡妇吴氏为夫人，甚至还将其立为皇后。原因是其兄吴懿是当时东州士人的代表性人物，这个政治联姻确保了两个外来势力的合流，从敌对改为联合，协作统治巴蜀，强龙齐压地头蛇。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有句很有名的话，“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其实不光是武将和兵源，季汉的上层文臣中外来户占比很高。着名的“蜀汉四相”即季汉的四位贤相中，诸葛亮是徐州琅琊人，蒋琬是荆州零陵人，费祎是荆州江夏人，董允是荆州南郡人，皆是来自外地。他们保持着乡党承袭的默契，紧紧地攥着来之不易的政权，凌驾于益州本地人之上，不能说完全没有私心。
外来政权的优势在于，军政主持者怀念故乡、胸怀大志，不会迷恋脚下富庶安逸的巴蜀天府之地，仍前仆后继地想要冲出蜀道、恢复中原。这需要压榨民力而囤积战争资源，这难免会与当地人的利益产生冲突，幸赖诸葛亮的公允正直，蒋琬的宽宏气度，费祎的调和养士，董允的清廉秉公，都有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维持着外来者和益州人的关系，而且尽力将其融为一体。后来蜀灭亡时，合计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即便考虑到豪族隐匿等因素可能应纠正多加几倍，可如此高的征兵率，以赋役人口供养诚为不易。或许在外地人看来，巴蜀始终是个临时落脚的基地，不会吝惜人力物力。可是在本地人看来，这分明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心中恐是难免有嫌隙。
随着外来贤臣的逐渐离世，外地人的数量本就处于劣势，后继者的才能也十分有限，政权的天平逐渐倾斜。蜀地士人开始崛起，对朝政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倾向于接受割据的现实，秉承保境安民的策略，淡化对中原魏晋王朝的敌意，并不排除臣服的可能。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巴西郡谯周，专门撰写了《仇国论》，认为北伐是穷兵黩武，导致百姓凋瘁，似乎是要让季汉坐等着灭亡。后来也是此人，劝说蜀汉后主刘禅不战而降，落得万古骂名。唐代罗隐的诗中，有“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的愤懑之语，即是人心的印证。可是考虑到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立场，蜀汉政权中外地人与本地人的五十年冲突与纠葛，很难说究竟谁对谁错。甚至很多在巴蜀长大的外来二、三代人，其实从心理上默认了现实，早就没了父祖辈的雄心壮志，多有赞同谯周论调者存在。
然而蜀汉投降伊始，旧臣们就吃了个下马威。原本统军的钟会素有名士之风，下令严禁将士抢掠，以安抚蜀地人心，这让大家放了一阵心。毕竟两百多年前，上次西蜀割据的时候，攻入成都的吴汉曾纵兵大掠，城中无论权贵还是平民都死伤无数，那还是有“仁义”之名的刘秀治下呢。可没得到任何好处的将校和士兵不满意了，借助钟会或真或假的“谋反”之事，直接联合起来诛杀之，顺带着抢掠了成都好几日，没有任何人敢约束。原来蜀汉的太子刘璿、左车骑将军张翼、汉城护军蒋斌（蒋琬长子）、太子仆蒋显（蒋琬次子）、大尚书卫继等皆被乱兵杀死。蜀汉宫中的妃嫔宫女，尚且被瓜分得七七八八，民间更是惨象连连。无数破家、灭门、玷污之事发生，十万人的哀痛和惨呼，变成史书上冷静单薄的几行字。征服者欢笑着满载而归，背后是悔恨交加的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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