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的航行技术，继承了两汉的余泽，是比较成熟的，拥有临海郡（今浙江台州临海）、建安郡（福建省建瓯市）两个专门建造海船的基地。海航依赖于司南的定位，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船工和向导，而它两者兼备。比如在西元230年，东吴皇帝孙权命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台湾）、在台湾当地俘获了数千人而还，就是很成功的例子。
前文曾经提及的，后世有着名的“孙恩、卢循之乱”，卢循在八月份战败于永嘉（今温州），九月就顺利抵达南海郡（今广州），这个航行速度是个不错的参照。在这种交通工具匮乏的年代，一帆风顺的海上航行，远远快于跋山涉水的陆路移动。故而占据水利优势的，就是枢纽地。
因为求神心切的缘故，孙皓亲自率领的皇家舰队，从建业城浩浩荡荡出发，沿途除了几个重要的补给点之外，没有过多的停顿耽搁，耗时区区两个月就抵达了目的地，也就是广州治下最西侧的高凉郡（今广东阳江）。附近的州郡文武官员，早早闻讯而恭候在码头上。
这里已经是吴国在南海的最边疆地区了，西面就是横海军驻扎的合浦郡，西北侧是郁林郡，正北是另一个边塞苍梧郡。自从交州丢失以后，它就是晋吴在南方对峙的前线。广州刺史滕修、广州督虞授，把手头的兵力拼凑腾挪，弄出良莠不齐的三万人声势，苦苦把这块阵线稳住。这两位都是儒生入仕，在诸多不利的情况下，勉强充当起执掌军戎的任务，很是力不从心。
昔日陶璜率领的战兵，是吴国在整个交广地区的精锐，专门集结起来去夺取交趾的，现在已经覆灭无存。因而在晋国吞下太多领土而无力继续扩张的同时，吴国其实也陷入兵力极度空虚的窘境，手头没几个兵了，只能去民间征发。在此困境下，败军之将修允带着少量残卒过来，因为熟悉战阵的优势，反倒成了座上宾。他成了虞授麾下的得力爱将，扩充了五千人的满编一军。
“奏乐，奏乐！”踮着脚跟眺望的广州刺史滕修，望见海面上威风凛凛的皇家旗帜，眼睛放光地下令道。他是孙皓滕皇后的亲戚，刚刚接替调去中央熊睦任广州刺史，作为外戚替皇帝来掌握地方。上任伊始，他就骂骂咧咧，不愿意来这种天涯海角的穷乡僻壤受苦，而且还不得不面对晋国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连睡觉都睡不踏实。因此他想要在皇帝面前好好表现，留一个良好印象，早日回去繁华的京城享福。这些鼓吹乐手，都是他私人豢养享受的。
在场的官员们，各有各的想法，却都是无奈居多。于此魏晋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程度依旧很有限，除了沿海、沿江地区有较多的都市据点外，广大的深山和丛林里住的是“俚”、“越”等少数民族，对中原人来说属于蛮荒烟瘴之地。就算是五百年后，韩愈来岭南地区任潮州刺史，还要写“夕贬潮州路八千”、“好收吾骨瘴江边”等凄凉句子，何况是当下。而且这还是个极度危险的地方，好勇斗狠的本土蛮夷，敢于猖獗地攻城掠地。建安十五年（211），交州刺史步骘统兵二万南下，竟然遭到俚人衡毅和钱博的截击。
所以到这里做官的，哪怕是刺史、太守，也过得不太如意，要不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就是权力中心的边缘人，被“发配”到这受苦受难。刺史滕修自不必说，广州督虞授是因为父祖获罪贬官于此，南海太守刘略是寒门出身，苍梧太守徐旗都是军人出身。唯有个高凉郡太守顾穆（已故丞相顾雍之子），是出身于吴郡顾氏，由于几年前上书顶撞了孙皓，才被贬谪来戍边的。更别提还有很多犯官家眷，被迁徙到这里禁锢，甚至没资格来拜谒皇帝。
这些官吏，大多数很渴望有一个机会，能够咸鱼翻身成为中枢官（如顾穆这样的硬汉除外）。别说定都长安、洛阳的两汉时期，就算割据东南半壁的孙吴立国这么多年，皇帝亲自来这种荒僻的地方，都是想也不敢想的美事。今日孙皓居然来了，那可不得竭力逢迎嘛！所以就算治所不在这也没关系，他们各自打包装好特产美食、绫罗绸缎、珍珠玳瑁、金银美女，推着大车小车往这里赶。每天都有打前站的人来通报日期，很多人候在这已经快一个月了。治下的政务？自然是能抛就抛，讨好上位者才是最重要的公务。官场的普遍规则，倒是上上下下哪一层都差不多。
在欢快悦耳的《得胜曲》氛围下，皇帝的舰队慢慢停靠在了岸边，放下来登陆用的大木板。在将官的一声命令下，禁军甲士们拿着兵器列队小跑，冲下来把两侧的人潮给分隔开，厉声呵斥所有人安静闭嘴，即“出警入跸”。随后，十余个侍从们端着水盆，先走遍沿途把地上撒了些水，以防海风吹起飞灰，弄脏了贵人们的衣服。再其后，一长串侍女们捧着绫罗绸缎下来，倒不是用于穿的，而是直接铺在地上充当地毯，以免皇帝金贵的双脚沾上泥土。一切就绪后，孙皓才在几个高官的簇拥下缓缓登岸，近侍挑起了象征皇权的黄旗青盖，亦步亦趋地为他遮挡着并不刺眼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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