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全家去建安！”
在东吴人的语境里，这几乎是最为恶毒和凶残的诅咒。
《太平御览》感叹说，东吴“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是确确实实的赞扬。1955年在广州出土了东吴的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横梁，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舱板，它们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船舱），说明孙吴已经熟练掌握了分隔舱结构造船技术。即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会流入其他船舱中，船也不会马上沉没。进水的船舱可以抓紧时间抽水、堵塞漏洞和进行其他修理，大大提高了续航能力和安全度。
孙吴时期，因为只割据东南半壁的原因，其领土有漫长的海岸线，而且以水军优势抗衡北方敌国，所以大力发展本就强大的造船航海事业。而它的造船中心，在建安郡侯官县（今福建福州）、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等港口。自孙权时期开始，前者还特别设置了典船校尉，在当地军政两管。他们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那时还研制出现了四帆和七帆船，大海船一船可运载“甲士三千”，还有能够专门运输战马的船只，具备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东吴的舰队才能够横行于海上，向北可以与辽东的公孙氏联系，向东登陆过琉球和台湾，向南与东南亚诸国展开贸易，日子过得十分繁荣滋润。孙权黄武五年，甚至有大秦（后世推测东罗马）商人秦论来造访。历史记载，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都曾遣使来东吴，索要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等宝物。从这点来说，其航海能力已经超越了两汉。
但是宏观层面的辉煌，无法掩盖微观层面的悲惨。古代并不是后世，造船的苦工往往需要长年把身体浸泡在水中，任凭虫类叮咬和细菌感染。即便到了现代，浑浊的东海里泥沙很多、生物复杂，要是把腿部往里头放上半天，溃烂几个小伤口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对于那时的船工来说，如果是太平年岁还尚好，要是遇上赶工的战争时期，没日没夜地下水敲钉、拼接建材，死亡率不低。所以造船船工的招募很难，而且这几个地区的实控编户都很少，无法提供充足的人力。于是建安郡依赖于朝廷分配犯人充当劳工，大部分犯官都是发配到这里，比如刚刚获罪的中书令张尚。临海郡则是用抓获的蛮夷和俘虏充当劳工，比如曾经战败的交趾将领们，孟干的许多战友都曾被迁徙来这里干活。
现在的典船校尉兼侯官县令，以及其两个副手都尉，是屈绪、屈干、屈恭三兄弟，职位还不高但地位很突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魏、晋、吴都困扰于储君之争，和曹操、司马炎一样，孙权也烦恼于哪个孩子继位的问题。于是二十多年前，吴国爆发了着名的“南鲁党争”事件，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明争暗斗，导致前者被软禁。当时的尚书仆射屈晃率领众多将吏头，接连几天到宫门外为孙和求情，“泥头自缚，叩头流血”，结果反而惹恼了孙权，被罪杖一百、斥归田里，没多久就因伤重而去世。屈晃的行为让自己受了苦，却为子孙赢得了太子孙和一系的感恩，孙皓作为孙和的儿子，在登基后的头一天就立刻为“忠臣”翻案，把弱冠之年的屈氏兄弟召入皇宫，亲自授予爵位和官职。因为海船是东吴的国家级行业，两年前把他们派来这里监管船工，算是个信任委托和镀金历练。（正史上的屈绪，最终也将升任尚书仆射这个高官）
既然都是近臣，陈声和屈氏三兄弟的关系自然很好，平日里有私下人情往来。负责押送新造船只而路过东安县的，正是年纪最小的都尉屈恭，遇上老朋友的合编提议自然是满口答应，也不敢得罪陈声，组织船队融入到晋军队列中，直接掉头向北。陈声当然把自己已经背弃吴国，并且俘虏孙皓的消息隐瞒了，只借口说是押送几个犯官返程，年轻的对方也没有起疑心，认为是常有之事、理所当然。因为屈恭只是送船的，这条海陆又离晋人的领土很远，他哪里料得到还会有胆大包天的敌军小船队，绕了几千里路来到这种吴国腹地。
在路上的几天，晋军迅速做出了布置，把兵力合理地进行了调配，将己方和对方的甲士和水手打乱混编，用数量优势掌握住了这支力量加倍的舰队。屈恭的队伍目的很单纯，基本上是水手押送着空船，被这么安排后便没有了反抗的力量，当然他们也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了防止被人认出来，孙皓和吴国君臣可遭了殃，都被扣押在船舱里，连每日上甲板换换空气的待遇都没有了，人人都像是发霉的烂米似得，没有精神也没有力气。估计就算把他们摆在屈恭的面前，也认不出来这群蓬头垢面、脏臭邋遢的家伙，竟然是吴国的皇帝和公卿。
屈恭毫无警戒之心，陈声、张轨却是截然相反，不停地打探着前方的消息，例如北上沿途的海军布置情况等等。但屈恭最了解的还是自身辖境，他清楚地说目前的船工大概有三万余人，负责监视的主要是一千职业士兵，两百多名负责管理的官吏，还有帮忙维持秩序的千余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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