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把那张盖着轧钢厂鲜红公章的采购证明，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指尖触到纸面的凹凸纹路，心里踏实得像揣了块暖玉。这张巴掌大的纸片，边角已经被磨得有些发毛，却比他身上那件的确良衬衫还金贵——在这个出门必须“有路条”的年代，它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早上从四合院出来时，二大爷刘海中还拦着他问东问西，眼睛在他自行车后座的帆布包上打转：“小沈，这又是去哪儿采购啊？带着证明没？最近上面查得严，没证明可别瞎跑。”
沈言拍了拍口袋，亮出证明的一角：“二大爷放心，手续齐全。去趟保定，给厂里收点核桃。”
刘海中这才放行，嘴里还嘟囔着：“还是你们采购员好，拿着证明到处跑，不像我们，出个城都得找街道开信。”
沈言没接话，心里却深以为然。
这张采购证明的厉害，他是在第一次去天津出差时体会到的。
那天在火车站检票，排在他前面的一个汉子因为没带证明，被检票员拦在闸机口，好说歹说都没用，最后急得蹲在地上哭——他是来京城看病的，家里等着药救命，却因为一张纸，连火车都上不了。
轮到沈言时，他掏出采购证明，检票员扫了一眼，看清上面的公章和“因公出差”字样，二话不说就放行了。那瞬间，他看着汉子绝望的背影，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张纸片背后，是这个时代最实在的“特权”。
火车上更是如此。
绿皮火车摇摇晃晃，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汗味、烟味、劣质肥皂味混在一起，呛得人睁不开眼。沈言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刚把帆布包放在腿上，就有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凑过来，怯生生地问：“同志，能让我孩子靠你这儿睡会儿不？实在没地方了。”
他刚点头，旁边就有人嚷嚷：“凭啥给他让地方？我们也累着呢！”
沈言没说话，只是把采购证明从口袋里抽出来，随手放在小桌板上。那嚷嚷的人瞥了一眼，看到“轧钢厂”和鲜红的公章，声音顿时小了下去，转过头假装看风景。
妇女感激地朝他笑了笑，把孩子放在他腿边，自己则靠着座椅背打盹。孩子睡得香，小脸红扑扑的，嘴角还挂着口水。沈言低头看着，心里忽然觉得，这张证明不仅是通行证，还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体面”。
到了天津，去郊区收核桃时，他又见识了证明的“硬气”。
那片核桃林的主人是个倔老头，说什么都不肯多卖，说要留着给孙子换学费。沈言磨了半天嘴皮，老头只是抽烟，头摇得像拨浪鼓。最后没办法，他掏出采购证明，指着上面的字说：“大爷，您看，这是厂里要的，给工人当福利，不是我私人要。您卖我点，也算是支援国家建设不是？”
老头把证明拿过去，眯着眼看了半天，又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公章，突然叹了口气：“行吧，看在厂里的面子上，多给你装两麻袋。”
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帮沈言联系了同村的几户人家，都是种核桃的，价格比市价还低了两成。“你们厂里的人，靠谱。”老头拍着他的肩膀说，“上次有个没证明的来收，缺斤短两的，坑了老王家不少钱。”
沈言这才明白，在乡下，采购证明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信誉”的保证。有这张纸，老乡们就觉得你是“公家的人”，不会骗他们，交易起来也放心。
回程时，他在路边的供销社想买点天津大麻花，店里的售货员正跟一个顾客吵架——那顾客没带证明，想买两斤麻花带回去，售货员死活不肯卖，说“非本地居民，无证明不得购买紧俏商品”。
沈言走过去，把采购证明一亮：“同志，来五斤麻花，打包。”
售货员立马换了副笑脸，手脚麻利地称好，用油纸包了，还额外送了他一小袋瓜子：“同志是京城来的吧？辛苦啦，尝尝我们这儿的瓜子，甜！”
那吵架的顾客看着他手里的麻花，眼神里满是羡慕，最后只能悻悻地走了。沈言提着麻花走出供销社，心里五味杂陈——同样是花钱，有证明和没证明，待遇天差地别。
这张证明的“神通”，还不止于此。
有次他去山西收小米，路过一个关卡，哨兵荷枪实弹，盘查得格外严。同行的一个贩子因为没证明，车上的小米被暂扣了，说是“怀疑投机倒把”，急得差点跪下。
沈言掏出采购证明，哨兵仔细核对了上面的信息，又看了看他帆布包里的介绍信和账本，敬了个礼就放行了。那贩子看着他顺利通过，眼睛都红了，后来追上他，塞给他两斤新小米，说啥都要跟他“搭个伴”，沾沾证明的光。
在这个事事都要“证明”的年代，一张盖着公章的采购证明，几乎能解决八成的麻烦。
住旅馆？不用找保人，证明一亮就能登记；买紧俏商品？粮票布票不够时，证明能当“面子”用，售货员多半会通融；甚至在路上遇到盘查，只要证明没问题，哨兵都会客客气气的，不像对普通人那样横眉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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