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在冰封的江面上颠簸，轮胎碾过积雪的声音像是啃噬骨头的钝响。沈言扒着车窗往外看，江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冰层下隐约能看见暗流涌动，像藏在平静表面下的巨兽。司机老周猛打方向盘，卡车险险避开一块凸起的冰棱，车厢里的空麻袋“哗啦”一声滑到一边。
“这路，开春就得塌。”老周啐了口唾沫，哈出的白气在胡子上凝成霜，“也就冬天敢走，省着绕远路。”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脸上的皱纹里嵌着风霜，说起这片黑土地，语气里有自豪，也有说不清的沉重。
沈言没接话，指尖在帆布包的拉链上摩挲。包里的猎枪硌得他腰眼发疼，却让他心里踏实。他们走的不是公路，是当地“老炮儿”指的近路——穿过结冰的江面，绕过三个检查站，才能到知青们说的“交易点”。这条路近，却险，冰面随时可能开裂，更怕遇上巡逻的民兵。
“知道为啥东北的粮能流到关内不？”老周忽然开口，方向盘打了个急转弯，“因为这地方，是真能扛。”
沈言抬头看他。
“建国那会儿，全国都等着吃饭，东北就成了粮仓。”老周的声音透过呼啸的风声传过来，带着股沙哑的韧劲，“北大荒开荒，一镐头下去全是黑土，攥一把能攥出油。可你以为容易？知青们冬天在雪地里刨地，冻掉脚趾头的都有；农场职工一年到头不回家，把命都搁在地里了。”
他指了指窗外掠过的一片黑影：“那是军垦农场的地，去年收了八百万斤粮，自己留了两百万，剩下的全调给关内了。你以为黑市上的粮哪来的？都是职工们从牙缝里省的，知青们偷偷攒的，冒着被批斗的风险换点布票、药票——他们也得活啊。”
沈言心里一沉。他只知道东北粮食多，却没想过这“多”字背后，是多少人的勒紧裤腰带。就像一个家里的长子，自己啃着窝头，却把白面馒头往弟弟妹妹手里塞。
卡车驶离江面，钻进一片松树林。林子里的雪更深，没到膝盖，车轮陷在雪里，发出“呜呜”的挣扎声。老周熄了火，从工具箱里拿出把斧头：“下来歇歇，让车喘口气。”
沈言跟着下车，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疼得他直咧嘴。松树林里静得可怕，只有雪花落在枝头的“簌簌”声。不远处的树桩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旁边写着“王建军，1957”，大概是哪个知青留下的。
“那小子，”老周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嘴角扯出个苦笑，“前年冬天在山里迷路，冻僵了，找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半袋种子。他娘是上海的，听说儿子没了，当场就疯了。”
沈言没说话，从包里摸出块压缩饼干，递给老周。饼干是空间里的，他不敢拿太好的，只说是“厂里发的劳保品”。
老周接过去，掰了一半塞进嘴里，嚼得很用力：“沈同志，不是我吓你，这黑市交易，看着是换粮，其实是在走钢丝。上个月有个采购员，想从农场里多弄点粮，塞了钱给管事的，结果被人举报了，现在还关在佳木斯的大牢里，能不能出来都难说。”
“知青们靠谱吗？”沈言问。这是他最担心的——一旦中间环节出了岔子，别说带粮回去，他自己都得栽在这儿。
“靠谱，也不靠谱。”老周含糊道，“他们是城里来的，懂规矩，可年轻气盛，有时候容易冲动。前阵子有个女知青，为了给队里换点感冒药，跟黑市贩子起了冲突，被打得住了半个月院。”
沈言的心又提了起来。他忽然觉得，自己之前把东北之行想得太简单了。这里的每一粒粮食，都沾着血汗，甚至可能沾着风险。他要的不是“便宜粮”，是能平安带回去、让院里人活下去的救命粮，可这救命粮的背后，是另一群人的挣扎。
傍晚时分，卡车终于到了交易点——一个废弃的林场小屋，墙皮剥落，窗户用塑料布糊着，透着昏黄的光。屋里已经有人了，三个穿着棉袄的年轻人，脸上带着疲惫，却眼神亮得很，见沈言进来，都站了起来。
“是沈同志吧？我是李建国，北大荒三队的。”领头的年轻人伸出手，手掌粗糙，布满冻疮，“这两位是我队友，王芳，赵卫东。”
沈言握了握他的手：“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能换点东西就好。”李建国笑了笑，转身从床底下拖出个麻袋，解开绳子，露出里面饱满的玉米，“这是今年新收的，一共五百斤，你看够不够？”
玉米的金黄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显眼，带着股清新的土腥味。沈言拿起一粒，放在嘴里咬了咬，又硬又脆——是好粮。
“够了。”沈言点头，从包里拿出布票、药票，还有五十斤全国粮票，“这些你看够不够？”他没敢多拿，怕引起怀疑，也怕给知青们惹麻烦。
李建国的眼睛亮了亮，尤其是看到药票时，手都有点抖：“够了够了！队里有个老乡得了肺炎，正缺药呢！”他把票证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又从墙角拖出半扇冻得硬邦邦的羊肉，“这个你带上，草原上的老乡换给我们的，不算在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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