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在冰封的江面上颠簸,轮胎碾过积雪的声音像是啃噬骨头的钝响。沈言扒着车窗往外看,江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冰层下隐约能看见暗流涌动,像藏在平静表面下的巨兽。司机老周猛打方向盘,卡车险险避开一块凸起的冰棱,车厢里的空麻袋“哗啦”一声滑到一边。
“这路,开春就得塌。”老周啐了口唾沫,哈出的白气在胡子上凝成霜,“也就冬天敢走,省着绕远路。”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脸上的皱纹里嵌着风霜,说起这片黑土地,语气里有自豪,也有说不清的沉重。
沈言没接话,指尖在帆布包的拉链上摩挲。包里的猎枪硌得他腰眼发疼,却让他心里踏实。他们走的不是公路,是当地“老炮儿”指的近路——穿过结冰的江面,绕过三个检查站,才能到知青们说的“交易点”。这条路近,却险,冰面随时可能开裂,更怕遇上巡逻的民兵。
“知道为啥东北的粮能流到关内不?”老周忽然开口,方向盘打了个急转弯,“因为这地方,是真能扛。”
沈言抬头看他。
“建国那会儿,全国都等着吃饭,东北就成了粮仓。”老周的声音透过呼啸的风声传过来,带着股沙哑的韧劲,“北大荒开荒,一镐头下去全是黑土,攥一把能攥出油。可你以为容易?知青们冬天在雪地里刨地,冻掉脚趾头的都有;农场职工一年到头不回家,把命都搁在地里了。”
他指了指窗外掠过的一片黑影:“那是军垦农场的地,去年收了八百万斤粮,自己留了两百万,剩下的全调给关内了。你以为黑市上的粮哪来的?都是职工们从牙缝里省的,知青们偷偷攒的,冒着被批斗的风险换点布票、药票——他们也得活啊。”
沈言心里一沉。他只知道东北粮食多,却没想过这“多”字背后,是多少人的勒紧裤腰带。就像一个家里的长子,自己啃着窝头,却把白面馒头往弟弟妹妹手里塞。
卡车驶离江面,钻进一片松树林。林子里的雪更深,没到膝盖,车轮陷在雪里,发出“呜呜”的挣扎声。老周熄了火,从工具箱里拿出把斧头:“下来歇歇,让车喘口气。”
沈言跟着下车,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疼得他直咧嘴。松树林里静得可怕,只有雪花落在枝头的“簌簌”声。不远处的树桩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旁边写着“王建军,1957”,大概是哪个知青留下的。
“那小子,”老周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嘴角扯出个苦笑,“前年冬天在山里迷路,冻僵了,找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半袋种子。他娘是上海的,听说儿子没了,当场就疯了。”
沈言没说话,从包里摸出块压缩饼干,递给老周。饼干是空间里的,他不敢拿太好的,只说是“厂里发的劳保品”。
老周接过去,掰了一半塞进嘴里,嚼得很用力:“沈同志,不是我吓你,这黑市交易,看着是换粮,其实是在走钢丝。上个月有个采购员,想从农场里多弄点粮,塞了钱给管事的,结果被人举报了,现在还关在佳木斯的大牢里,能不能出来都难说。”
“知青们靠谱吗?”沈言问。这是他最担心的——一旦中间环节出了岔子,别说带粮回去,他自己都得栽在这儿。
“靠谱,也不靠谱。”老周含糊道,“他们是城里来的,懂规矩,可年轻气盛,有时候容易冲动。前阵子有个女知青,为了给队里换点感冒药,跟黑市贩子起了冲突,被打得住了半个月院。”
沈言的心又提了起来。他忽然觉得,自己之前把东北之行想得太简单了。这里的每一粒粮食,都沾着血汗,甚至可能沾着风险。他要的不是“便宜粮”,是能平安带回去、让院里人活下去的救命粮,可这救命粮的背后,是另一群人的挣扎。
傍晚时分,卡车终于到了交易点——一个废弃的林场小屋,墙皮剥落,窗户用塑料布糊着,透着昏黄的光。屋里已经有人了,三个穿着棉袄的年轻人,脸上带着疲惫,却眼神亮得很,见沈言进来,都站了起来。
“是沈同志吧?我是李建国,北大荒三队的。”领头的年轻人伸出手,手掌粗糙,布满冻疮,“这两位是我队友,王芳,赵卫东。”
沈言握了握他的手:“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能换点东西就好。”李建国笑了笑,转身从床底下拖出个麻袋,解开绳子,露出里面饱满的玉米,“这是今年新收的,一共五百斤,你看够不够?”
玉米的金黄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显眼,带着股清新的土腥味。沈言拿起一粒,放在嘴里咬了咬,又硬又脆——是好粮。
“够了。”沈言点头,从包里拿出布票、药票,还有五十斤全国粮票,“这些你看够不够?”他没敢多拿,怕引起怀疑,也怕给知青们惹麻烦。
李建国的眼睛亮了亮,尤其是看到药票时,手都有点抖:“够了够了!队里有个老乡得了肺炎,正缺药呢!”他把票证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又从墙角拖出半扇冻得硬邦邦的羊肉,“这个你带上,草原上的老乡换给我们的,不算在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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