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她又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一条灰白色的河边，河水是灰白色的，浓稠得像米汤。河的对面站着一个人，穿着灰色的连帽衫，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那个人朝她招了招手，她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河水漫过了她的脚踝，漫过了她的膝盖，漫过了她的腰，漫过了她的胸口。
那个人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很细，像风吹过针眼：“乔伊，谢谢你。谢谢你替我化这个妆。他不要我了。可我还是要美美的。美美的，他才会记得我。”
乔伊猛地睁开眼，浑身冷汗。她低头看着自己左手虎口上那个圆形的暗红色印记，它在黑暗中泛着幽暗的光，像一只正在缓慢睁开的眼睛。
她后来查到了那个铜钱上刻着的日期，是她四年前第一次在殡仪馆独立为遗体化妆的日子。
那是她这辈子都不敢回忆的一段经历。她不是一毕业就开工作室的。她以前干的是影楼新娘跟妆，后来一个朋友介绍她去殡仪馆兼职，给逝者整理遗容。那活收入高，来钱快。她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去了。
第一天上班，师傅带她走进那间冷飕飕的、弥漫着福尔马林气味的房间时，她吐了。不是害怕，是那种气味太冲了，呛得她胃里翻江倒海。师傅拍拍她的背，说没事，习惯了就好。她接的第一个活是一个跳楼自杀的年轻女孩，整个头都塌了，她花了将近五个小时才把那张脸拼凑完整，用硅胶填充，用遮瑕膏盖住所有伤痕，又在两颊扫了一层淡淡的腮红。
那个女孩看起来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师傅说这个活你做得不错，家属很满意。她笑了笑，心里却在想，这个女孩活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安静，柔软，不善言辞，把所有的情绪都藏在深不见底的眼眶里。她不敢再想了。
她把那个女孩送走以后，去卫生间吐了很久。她回到化妆间，那面化妆镜里映出了她自己苍白的脸。她看着镜子里那张脸，忽然觉得自己的脸和那个女孩的脸重合了，同样的苍白，同样的疲惫，同样的面无表情。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镜子里看见了谁。也许是那个女孩，也许是她自己，也许是所有躺在她的化妆刷下、被她的指尖一寸一寸抚摸过脸庞的逝者。她们在她的镜子里活了，在她的粉底液里，在她用过的每一根化妆刷的纤维里。
那个女孩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一岁。她在遗物里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搂着那个女孩，两个人笑得很甜。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等我毕业我们就结婚。”乔伊不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没有结婚，不知道那个男孩现在是否知道那个女孩死了。她只是把那张照片塞回了遗物袋里，拉上拉链，把那袋东西交给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她在殡仪馆干了差不多两年，给无数逝者化过妆。有老人，有小孩，有男人，有女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死于意外，有的死于自杀。他们躺在那张冰冷的不锈钢操作台上，闭着眼睛，嘴唇紧闭，脸上的表情凝固在死亡来临的那一瞬。她用化妆刷一点一点地抚平那些表情，把恐惧盖住，把痛苦盖住，把不甘盖住。她在那个化妆间里干了两年，盖住了数不清的情绪，却盖不住那个女孩在镜子里的脸。
那张脸一直跟着她。不管她换了多少次房子，换了多少次手机，删了多少次照片，那张脸都会在她每一个失眠的深夜里浮现出来。那张脸浮在黑暗中，灰白色的，五官模糊，嘴巴一张一合。乔伊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只觉得她在喊“疼”。不是身体的那种疼，是心里的疼。是那种被全世界抛弃了、被最爱的人遗忘了、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冷冰冰的化妆台上，等着一个素不相识的把自己的脸拼凑完整的疼。
乔伊后来辞了殡仪馆的工作，开了自己的工作室。那枚铜钱是她在殡仪馆化妆间的抽屉里翻到的，不知道是谁放在那里的，也不知道放了多久。她随手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那个梦之后，乔伊连续失眠了好几天。她不敢睡了，怕一闭眼就看见那个女人，怕一闭眼就听见那句话。她的黑眼圈越来越重，脸色越来越差。她开始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跟在身后，总觉得化妆镜里多了一张脸。她打开灯，镜子里只有她自己。她关上灯，那张脸就浮出来了。
她把工作室关了几天，回了一趟老家。她老家在川南一个叫白蜡村的地方，四面环山，一条溪从村前流过。她妈在电话里说，你奶快不行了，赶紧回来。她下了长途车，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山路往里走。路两边是密密的竹林，竹竿在晨风中碰撞，发出沙沙的响声。她走了很久，久到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出这片竹林了。她停下来，弯着腰大口喘气。
天快黑的时候，她终于到了。奶奶躺在堂屋后间那张老式木床上，瘦得像一截干枯的柴火。颧骨高高凸起，眼眶深深地凹进去。嘴唇干裂出血，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她跪在床前握着奶奶的手，那只手冰凉，骨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奶奶的眼皮颤了一下，浑浊的眼珠缓缓转过来，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深，深到她觉得奶奶看的不是她，是她身后那个穿着灰色连帽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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