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三日，子时。鸭绿水北岸，风雪暂歇。
韩润缩在一件不合身的羊皮袄里，手指冻得几乎握不住马缰。他骑在一匹矮小的蒙古马上，身旁是十二个建奴“噶布什贤”——这些镶蓝旗的哨探精锐，像铁塔般坐在高头大马上，皮甲外罩着棉甲，腰间挂着顺刀、匕首，背上负着骑弓和箭囊。
他们已经在江边这片枯树林里等了半个时辰。
“还有多久？”领队的达旦用生硬的高丽语问，声音像磨刀石擦过铁器。
韩润咽了口唾沫：“再、再等等。四更天，守军换岗前……最困。”
达旦没再说话，只点了点头。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他半边脸上——一道刀疤从左眉骨斜划到嘴角，让那张本就凶悍的脸更显狰狞。
韩润不敢再看，低头盯着自己的手。这双手原本是拿笔的。他是义州城西街韩记绸缎庄的账房，读过几年书，识得汉字，也会说些建奴话——那是早年跟去辽东贩参的父亲学的。父亲死在五年前的辽阳，尸骨都没找回来。去年，绸缎庄东家嫌他“晦气”，辞退了他。
所以当那个建奴商人找上门，说需要个熟悉义州周边地形的向导，事成给五十两银子时，他犹豫了三天，答应了。
“为了活命。”他对自己说。
可此刻，听着身后那些建奴粗重的呼吸，闻着马匹和皮革混合的腥膻味，韩润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
“时候到了。”达旦忽然开口。
韩润一惊，抬头看天，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走、走这边。”他抖着缰绳，率先策马出了树林。
十二骑紧随其后。马蹄裹了粗布，踏在雪地上只发出沉闷的噗噗声。韩润领着他们绕开大路，沿着一条早已废弃的采药小径向南。这条路是他小时候跟祖父进山采参时走的，狭窄、隐蔽，贴着山脚。
行了约三里，前方山坡上出现一点微弱的火光——那是义州城北第一处哨垒，驻扎着二十名高丽军卒。
达旦抬手，队伍停下。他做了几个手势，三名建奴下马，解下背上的短弓，从箭囊里抽出三支特制的箭——箭头不是铁，是削尖的硬木，浸过桐油，尾羽用软皮包裹，射出去几乎没有声音。
三人如狸猫般潜上山坡。
韩润趴在马背上，屏住呼吸。他看见三个黑影接近哨垒的木栅栏，停顿，拉弓——
“咻。”
极轻微的破空声。栅栏后那个打哈欠的哨兵身体一震，喉咙上多了根木杆。他想喊，但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软软倒下。
几乎同时，另外两支箭射倒了另外两个哨兵。
其余建奴这才下马，抽出顺刀，翻过栅栏。哨垒里传来几声压抑的闷哼，随即沉寂。
整个过程不到三十息。
甲喇额真回到马旁，刀尖还在滴血。他看了韩润一眼，眼神里没有任何情绪，只摆了摆手：“下一个。”
韩润胃里一阵翻涌，强忍着点头。
一夜之间，他们清除了六处哨垒。
韩润记不清自己是怎么领路的。他只记得那些建奴的动作，精准、高效、冷酷，每一种杀人的方式都极简到残忍。有一处哨垒的队正试图敲响警锣，被一箭射穿手掌，紧接着第二箭钉入眉心。
到最后一处哨垒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
达旦擦干净刀，对身旁一个亲兵说了几句建奴话。那亲兵从怀里掏出一只绑着红布条的鸽子，往北放飞。
“大、大军要来了？”韩润颤声问。
甲喇额真没理他，只望着北方。
鸭绿水北岸。
阿敏勒马立于一处高坡，看着南方模糊的城廓轮廓。他正值壮年，一张方脸，浓眉，眼窝深陷，看人时总带着审视的意味。身上穿着蓝色棉甲，外罩貂皮大氅，马鞍旁挂着一柄厚重的斩马刀。
“济尔哈朗。”他开口。
“在。”身旁一个稍年轻些的将领应声。这是他同胞亲兄弟，同样骁勇善战，只是他这个兄弟更喜欢大汗。
“鸽子回来了。”阿敏指了指天空那只盘旋落下的信鸽，“路清了。”
济尔哈朗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那就干他娘的。”
阿敏点头，举起右手。
身后，三万大军在黑暗中静静伫立。八旗兵、汉军、蒙古附庸，还有那些早已剃发留辫的高丽降兵。人马肃静，只有偶尔响起的马鼻喷气声。甲胄在微光下泛着冷硬的铁灰色，长枪如林，弓弦紧绷。
这是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而阿敏是它的操纵者。
“渡江。”他下令。
命令通过旗号和低沉的号角传递。大军开始移动，分成数股，沿着冰面坚实的浅滩和封冻的河段南渡。马蹄踏在冰面上，发出细密的碎裂声，但在呼啸的北风中几乎听不见。
四更三刻，义州城头。
哨兵金大守打着哈欠，揉了揉发涩的眼睛。他是城北望楼的值夜兵，已经站了三个时辰。再有半个时辰就能换岗，回营房喝碗热粥，睡到晌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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