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幕府失去了往日的悠然闲雅，诸位老中彻夜商议对策，油灯亮了整整一夜。走廊里脚步声杂沓，传令的武士来来往往。有人主张割地求和，有人主张死战到底，有人在计算还能凑出多少兵粮，有人在翻找以前的条约文书。吵到后半夜，谁的嗓子都哑了，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此期间，变故迭起。
先是高丽国终止了两国间的双边贸易，勒令倭国关闭在高丽国所有的官方机构，撤出商人及商船。紧接着，西部多家大名上报，外海出现明国舰队。明军战船皆是巍峨巨舰，且野蛮不讲道理，近者撞沉，远则炮击，大有不让倭国片板下海的意思。
最后一根稻草——越后周边诸藩先后派出快马来报，皆发现明军逼近。上杉家的领地就在越后隔壁，斥候在边境上看到了明军的斥候。会津藩的蒲生家也发来急报，说海边有明国的铁甲船在游弋。
按德川家光对这些大名的了解，全都是不能吃亏的主，之所以上报，那是吃了亏了，却又无力找回场子。雪花般上报的文书，要么是某处大名的求援信，要么就是某处出现明军的急报，总之没有一个是好消息。
德川家光哀叹，最终下达口谕：“与明人和谈吧！”
言下之意，对马、隐岐、佐渡乃至越后，他都可以不要，只求大明撤离铁甲舰队，放开对倭国沿海的封锁。
上面想要与明国人谈判，却也只是表露了这么一个意思，具体该如何去谈，还得几位老中磋商，形成一个初步的议案上报给德川家光。
所谓“老中”是江户幕府时代的官职名称，定员四至五名，原则上要在二万五千石领地以上的谱代大名之中选任，负责统领全国政务，采取月番制轮番管理不同事务。几位位高权重的老中一番商议后，都认为，当下首要的事情是派人与明国人交涉，让他们不再继续扩大战事。其二就是将明国人的真实意图搞清楚。
“松平大人从越后回来，最清楚明军的虚实。”一位老中提议，“让松平大人再去一趟，如何？”
另一位老中摇头：“松平大人刚刚战败，气势已沮，去谈判只会被人轻视。”
争论来争论去，最终推举了酒井忠胜。酒井忠胜是若狭国小滨藩的藩主，谱代大名，石高十万石，沉稳干练，能言善辩。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跟明军直接交过手，不会被明军的气势压住。接受任命时，酒井忠胜面色平静，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句话：“臣必不辱使命。”
他心里清楚，此去凶多吉少。明军不一定接受谈判，就算接受，也可能会提出苛刻的条件。但他不能不去，也不能说“不”。武士的体面，家族的荣誉，都压在他肩上。
几位老中连夜起草了谈判的初步方针：承认既成事实，以割让失地换取和平；争取明军停止南下，恢复海上的通商；尽可能保住佐渡金山的权益——虽然金山已经丢了，但能要回来一点是一点。
德川家光看完草案，沉默了很久。
“去吧。”他说，“告诉明人，只要他们愿意退兵，什么都可以谈。”
——
新登州日新月异。港口里船来船往，栈桥上堆满了从登州和东番运来的物资。钢梁、水泥、农机、铁轨、成箱的工具和一袋袋粮食，像小山一样码放着。岸上，蒸汽吊车“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将货物从船舱里吊出来，再放到平板车上。工人们推着车来回穿梭，号子声此起彼伏。
城区的房屋一片接一片地盖起来。原先只有几排木屋，现在砖房也多了，有的已经盖到了两层。街道上商贩云集，人群熙攘，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孩童的嬉闹声混成一片。有卖米面的，有卖布匹的，有卖农具的，还有几个胆大的商人从登州运来了香皂、香水、玻璃器皿，摆在铺子里卖，价格翻了十倍还有人抢着买。
短短数月，新登州已经从一个荒芜的海滩变成了一座繁华的集镇。兵营、仓库、商铺、住宅、学堂、医馆——一应俱全。学堂里传出了孩童的读书声，念的是《三字经》，念的是“大明吕宋总督区”几个字。医馆门口排着队，有明人士兵，也有来看病的移民，还有几个胆大的土着女人抱着孩子来求医。
金贵山蹲在工棚门口，啃着一块干粮，看着眼前这片热闹的景象，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他二十多岁，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原先是一条大福船上的水手。一年前，船主带着他们载着货商以及满船的商货，从粤东的潮汕出发前往倭国的平户。通过东番岛海峡时遭遇了红毛船。那红毛船是三桅夹板炮船，装有几十门大炮，跑得飞快。大福船如同一只笨拙的大肥鹅，被红毛船追得仓皇乱窜。最后主桅杆被红毛的大炮摧毁了，船身被打了一个大洞，海水咕嘟咕嘟地灌进来，所有人都以为在劫难逃。
就在船上众人以为必死无疑之际，两艘从未见过的铁甲巨舰冲了过来，用更粗更长更大的舰炮将红毛船送进海底喂鱼去了。他被救到了东番岛，在那里落下跟脚，后来将父母妻儿都接了过来，在东平城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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