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苏黎世。
亚历山德鲁·约内斯库走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光洁如镜的走廊上，感觉如同身处另一个星球。空气中弥漫着油墨、旧书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咖啡因气味，但与布加勒斯特大学图书馆那略显沉闷的气息不同，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某种跃动的活力。走廊两侧的布告栏里，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学术讲座通知、学生社团活动海报，内容从最前沿的拓扑学研讨到反对越南战争的集会，无所不包。这种思想与信息不受约束的自由流动，让他感到一阵眩晕，继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饥渴。
他的“官方”身份，是受瑞士某基金会资助，前来与ETH着名的数学教授卡尔·亚历山大进行为期一年合作研究的访问学者。亚历山大教授是一位温和而睿智的长者，对他的到来表示了诚挚的欢迎，并为他提供了极大的研究自由。约内斯库很快沉浸在了ETH浩瀚的图书资源和强大的计算设备中——那是一台占据整个房间的、轰鸣作响的IBM大型机，使用打孔卡片输入指令。在布加勒斯特，他只能依靠手算和想象来推演复杂的公式，而在这里，他能够借助这种“机械大脑”进行以前不敢想象的数值模拟和证明验证。
然而，真正冲击他心灵的，并非仅仅是这些硬件资源。而是在学术讨论中，那种毫无顾忌的质疑精神，那种对权威的挑战，那种允许失败、鼓励奇思妙想的氛围。在一次关于数论前沿问题的研讨会上，一位年轻的博士生直接指出了亚历山大教授推导中的一个潜在漏洞，而教授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兴致勃勃地与对方探讨起来，最后承认了自己的疏忽。这一幕让约内斯库深受震动。在罗马尼亚，学术往往与政治正确捆绑，质疑导师或权威观点，需要莫大的勇气，甚至可能带来麻烦。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不仅是他本专业的数学知识，他还去旁听计算机科学的课程，了解编程语言、操作系统和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概念。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从他们那里，他听到了关于“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两年便会增加一倍——的惊人预言。他意识到，数学，这门最古老的基础科学，正在与这门新兴的电子技术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并将彻底改变人类处理信息的方式。
与此同时，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波佩斯库正经历着类似的震撼。他接触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材料和微电子加工技术。他看着研究人员们在洁净室里，使用光刻机在硅片上蚀刻出微米级别的电路，这与他之前在布加勒斯特研究的、笨重的真空管和分立晶体管，仿佛是隔了几个时代的产物。
波佩斯库是个动手能力极强的实践者。他很快成为了实验室里的技术骨干，不仅学习理论，更积极参与实验设备的搭建和改进。他的扎实功底和勤奋态度赢得了英国同事的尊重。在一次酒会上，一位微醺的英国工程师拍着他的肩膀说：“克里斯蒂安，你们东欧来的学者都像你这么拼命吗？说实话，以你的能力，留在剑桥，前途无量。何必回到那个……嗯，你明白的。”
波佩斯库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是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前途无量？他何尝不知道。这里的科研条件、生活水平，与布加勒斯特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但他无法忘记离开前，斯托伊卡先生那意味深长的嘱托，更无法忘记那份沉甸甸的、未曾明言却彼此心知的责任。他每周都会用密写药水，在寄往布加勒斯特“亲戚”的普通家信中，夹杂着记录下的技术要点、实验室管理经验和他对未来技术趋势的判断。这些信件看似平常，却承载着罗马尼亚追赶世界的微弱希望。
并非所有被派遣的学者都能如此坚定。有人被西方的物质生活所诱惑，产生了滞留不归的念头；有人因为长期与家人分离而备受煎熬；还有人因为无法适应完全陌生的学术环境而变得消沉。负责在西方接应和管理的“王冠”外围人员，需要时刻关注这些“火种”的状态，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和物质支持，确保他们能够完成学业，并最终愿意回归。
米哈伊一世在布加勒斯特，通过斯托伊卡定期送来的密报，密切关注着这一切。他知道这是一场赌博，是将国家最宝贵的人才资源投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当他读到约内斯库关于“计算机将如同蒸汽机一样引发革命”的报告，读到波佩斯库描述的“集成电路如何使得电子设备小型化、智能化”的展望时，他更加确信，这场赌博是值得的。尽管国内，齐奥塞斯库的“系统化”工程正搞得轰轰烈烈，意识形态的管控也日趋严密，经济开始显现疲态，但米哈伊坚信，真正能让罗马尼亚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的，绝不是那些宏伟却空洞的口号和政治工程，而是这些此刻正在西方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年轻人头脑中的知识。
他给斯托伊卡的指示只有一句话：“尽一切可能，保障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火种’，而非燃尽的余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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