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的冬天有种独特的硬度。
不是莫斯科那种湿冷的、能渗进骨髓的寒意，而是干燥的、带着松针和煤炭气味的冷。
清晨六点，天还黑着，街灯在稀薄的晨雾中晕开昏黄的光圈。
钱富贵从夜校出来，踩在冻硬的积雪上，脚下发出清脆的咔嚓声。
他刚考完会计从业资格的第二门考试。
卷子很难，成本会计和税务实务的题目弯弯绕绕，考完出来时手心里全是汗。
但他感觉比上次好——至少那些借贷分录、折旧计算、增值税抵扣的题目，他能看懂在问什么了。
“老钱，考得咋样？”老赵从后面追上来，嘴里哈出大团白气。他刚结束调度软件的培训课，手里还抱着厚厚的操作手册。
“还行吧。”钱富贵把蓝布包往肩上提了提，“你呢？那软件会用了？”
“会点皮毛。”老赵挠挠头，花白的短发在路灯下闪着微光，“比开车难。但沈总说得对，以后调度不看地图看屏幕了，不会这个真不行。”
两人并排走在空荡的街道上。
这个点，除了扫雪的清洁工和送牛奶的三轮车，整条街就他们俩。
远处，北极光厂区的轮廓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清晰可见，几栋主要建筑的窗户都亮着灯——那是夜班工人在换班，白班工人在做开工准备。
“你说，”老赵突然开口，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陈总折腾这么一大圈，又是草原又是莫斯科的，图啥呢？咱们厂现在一年挣几千万，够吃够喝了，为啥还要往外跑，还要跟那些洋巨头较劲？”
钱富贵没马上回答。他想起昨晚夜校下课，苏老师临走前说的话：“钱主任，你们这代人赶上好时候了。国家在变，时代在变，能跟着变的人，才有未来。”
“老赵，”他终于说，“你还记得八五年咱们厂第一次扩产的时候吗？那条苏联灌装线运来那天，全厂人都跑出来看，跟看西洋景似的。”
“咋不记得！”老赵笑了，“那铁家伙，三层楼高，轰隆隆一响，一个小时灌的汽水顶咱们原来干一天。那时候觉得，这辈子值了，能用上这玩意儿。”
“可后来呢？”钱富贵反问，“日本的全自动线来了，苏联的机器成了二手货；无菌冷灌装技术出来了，咱们又得学新的；现在沈总说，以后要用机器人码垛，用电脑管仓库。老赵，时代不会停下来等咱们。”
他停下脚步，转头看着老赵：“陈总折腾，是因为他知道停不下来。咱们停在哈尔滨，别人就占了草原；咱们停在国内，别人就占了国外。等别人把地盘都占完了，咱们再想动，就动不了了。”
老赵沉默了。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沟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缓慢地松动。
“所以咱们也得变，”钱富贵继续说，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不是陈总逼咱们变，是时代逼所有人变。咱们变得慢点，但得变。不然，等咱们的孙子长大了，问‘爷爷你当年在厂里干啥的’，咱们总不能说‘爷爷就会开卡车、打算盘，后来厂子没了，爷爷就下岗了’。”
这话很重。重得老赵的肩膀往下塌了塌。
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挺直了腰板。
“你说得对。”老赵的声音变得坚定，“咱不能当那种爷爷。咱得当那种能说‘爷爷当年不光会开车，还会调度软件；不光会打算盘，还会做报表；不光跟着陈总打过江山，还跟着他守住了江山’的爷爷。”
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那是只有从同一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能懂的笑——笑里有苦涩，有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倔强的、不肯认输的劲头。
远处传来厂区换班的铃声。叮叮当当，在冬日的晨空中传得很远。
“走吧，”钱富贵说，“该上班了。”
他们加快脚步，朝那片亮着灯光的厂区走去。身后，哈尔滨的天际线正在慢慢亮起，新的一天开始了。
莫斯科，列宁格勒火车站。
伊万站在月台上，看着工人们把最后一箱货物装上货运列车。那是二十桶保加利亚玫瑰精油，铁桶上印着褪色的西里尔字母，在站台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泽。
“全部清点完毕。”安德烈走过来，手里拿着货运单，“两千立方米红松，五十吨电解铜板，二十桶精油，还有三台食品检测设备。车皮已经调度好了，直达满洲里，边境那边瓦西里将军打过招呼，通关不会卡。”
伊万接过货运单，仔细核对上面的数字。过去三个月，八百万卢布贷款像魔术般变成了这些实实在在的货物。按照现在的黑市汇率，这些货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贷款本金的两倍。而等到卢布正式贬值，这个倍数还会扩大。
“地皮的手续呢？”他问。
“办妥了。”安德烈从公文包里抽出三份产权证明，“莫斯科郊区三处废弃工厂，总占地十二公顷。虽然现在一文不值，但文件齐全。按照陈老板的说法，这是‘埋在地下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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