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敲响时,天边还是蟹壳青。
但这日的钟声,听起来格外肃杀、急促,像催征的战鼓,重重擂在每个学子紧绷的心弦上。林焱穿好那身略显粗糙的青衿,对着铜盆里晃动的水影深吸一口气,冰凉的水泼在脸上,激得他打了个寒噤,最后一点残存的睡意也被驱散。
斋舍里异常安静。王启年默默系着衣带,手指有些不易察觉的轻颤。方运反复检查着笔袋里的东西:毛笔、墨锭、砚台、镇纸,还有一叠裁好的素纸。陈景然已经收拾停当,站在窗边,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侧脸线条绷得有些紧。
“走吧。”林焱低声说。
四人随着沉默的人流,走向书院中央最大的讲堂,明伦堂。那里已被临时布置成考场。堂外有执事弟子严格核验身份,对照名册,检查携带物品,严禁夹带。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进入考场,按号入座。每人一张单独的柏木书案,间隔甚远,前后左右皆有夫子或高年级执事弟子监考,目光如鹰隼。空气里只有压抑的呼吸声和纸笔摩擦的轻响,那是有人在无意识地用手指摩挲桌面。
第一场:经义。
试题发下,果然是《春秋》为主,兼及《大学》《中庸》。题目不算生僻,但问法刁钻。比如,不是简单问“郑伯克段于鄢”的史实,而是问:“若以《中庸》‘致中和’之道衡之,郑伯之失在何处?又当如何处之?” 这要求将两部经典的义理融会贯通。
林焱凝神静气,回忆着陈景然划定的重点和这些天反复揣摩的注疏。他提笔,先破题,指出郑伯“养恶而除之”的行为,违背了“中和”所强调的“不偏不倚”、“发而中节”之理。然后结合《春秋》“克”字笔法,分析其“失和”在于心术不正、手段失当。最后,假设若以“中和”之道处置,当如何“教之以渐,导之以正”,防微杜渐,避免兄弟阋墙。他写得不算快,但条理清晰,引证恰当,自觉比月前进步许多。
眼角余光瞥去,陈景然运笔如飞,神色专注,显然游刃有余。方运写得认真,偶尔停顿思索。王启年则眉头紧锁,写写停停,额角已见汗珠。
第二场:策论。
题目三选一:边患、农政、吏治。林焱毫不犹豫选了农政,这正是他备考时与陈景然、方运深入探讨过的方向。他没有泛泛而谈“重本抑末”,而是开篇即提出“农政之要,在‘地尽其利,民得其安’八字”。接着,他结合备考时讨论的“循环利用”、“因地制宜”思路,分述北方可推行的“粮草轮作、农牧结合”与南方可借鉴的“桑基鱼塘”模式,并强调这些需“小范围试行,积累数据,逐步推广”,同时配套以水利修缮、农具改良、租税合理等具体措施。最后点明,农政稳固,则民富国强,边患、吏治等诸多问题方能从容应对。全文务实,有框架有细节,虽部分想法略显超前,但逻辑自洽。
王启年选了吏治,他竟从商人视角切入,提出“察吏如核账”,认为考核官员不应只看表面政绩或道德文章,更应关注其任内钱粮收支是否明晰、工程耗用是否合理、讼狱处理是否公允等“实迹”,并建议引入类似商号“账房先生”互查的监督机制。角度新奇,虽有些观点在正统士大夫看来或许“铜臭”,但也不乏闪光点。方运选了边患,观点稳健,引经据典扎实,但创新性稍逊。陈景然则选了边患,其文结构严谨,论述深刻,既有传统智慧,也有对林焱此前提出的“经济文化手段”的审慎借鉴,显得更为全面。
第三场:算学。
题目有基础运算,也有几道结合简单实际的应用题,如计算粮仓容积、估算田亩产量增减等。这对林焱而言最为轻松。他心算结合笔算,用简洁的步骤和清晰的算式快速解答。王启年在林焱的突击辅导下,也勉强完成了大部分。方运稳扎稳打。陈景然则一如既往地精准、规范。
上午三场笔试下来,已近午时。有半个时辰的休整用饭时间。四人随着人流走出明伦堂,秋日的阳光有些刺眼。无人高声谈论试题,大多面色疲惫,沉默地走向膳堂。简单的午饭食不知味,匆匆吃完,便回到考场外等候。
第四场:诗赋。
限题“秋日书院”,限韵“阳”部。这是林焱的“传统优势项目”,但也是他最需小心之处。他略一沉吟,决定不直接“借用”那些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而是结合近日备考所见所感,化用一些意境。他写道:“青衿负笈钟山阳,墨池笔冢秋叶黄。问道不知日影短,争鸣但觉桂子香。严师片语开混沌,益友寸心得商量。但使萤窗映雪志,何惧前路有冰霜。”既扣题,又隐含求学之志与同窗之谊,格律工整,虽非惊才绝艳,但也中规中矩,符合他“少年诗才”的人设,又不至于太过扎眼。
第五场:书画。
在书画轩进行。试题要求临摹一幅简单的折枝菊花范本,并题一句诗。这考较的是基础笔墨和构图能力。林焱收起素描的奇技,规规矩矩地用毛笔勾勒、皴染。他的线条虽不如陈景然、赵铭等人精到,但经过练习,也算流畅,设色也基本符合法度。题诗则用了句简单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稍作改动以贴合画面。不求惊艳,但求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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