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东京，是Beyond的“宣传月”。
Amuse公司把他们当作一张重要的牌来打——“来自香港的顶级摇滚乐队”，这是所有宣传稿里反复出现的噱头。那段时间，东京的电视屏幕上频繁出现四个香港人的面孔：音乐节目，综艺节目，访谈节目，甚至还有一些娱乐新闻的短采访。他们穿着公司安排的服装，对着镜头用蹩脚的日语打招呼，回答那些早已背过好几遍的问题。
电台访谈也是一茬接一茬。从早上的通勤时段到深夜的音乐节目，四个人被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段轮番上阵。家驹的日语最差，但偏偏是他最常被要求多说几句——因为他说话的方式有一种独特的感染力，即使语言不通，也能让听众感受到什么。
杂志拍摄更是密集。音乐杂志、娱乐杂志、潮流杂志，甚至还有一些女性杂志。四个人被塞进不同的服装里，摆出不同的姿势，面对不同的镜头。闪光灯闪得眼睛发酸，笑容僵在脸上扯不下来。
线下见面会和签售会也不轻松。几百个日本歌迷挤在小小的场地里，尖叫着喊他们的名字。他们要微笑，要挥手，要在专辑封面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偶尔还要用日语说几句“多谢支持”。那些歌迷是真诚的，是热情的，但他们心里清楚，自己唱的是什么，对方听懂了多少。
一切都和香港的模式一模一样。
宣传，采访，应酬，微笑。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群人，换了一种语言。
“其实都系一样嘅。”
某个深夜，家驹靠在公寓的窗边，对电话那头的人说。电话是打给香港的阿Mike的，二楼后座的常客，他们多年的朋友。
“点一样法？”阿Mike的声音从那头传来，带着点电流的杂音。
“一样要笑，一样要讲嘢，一样要同啲唔识嘅人饮嘢。”家驹叹了口气，“只系啲人由香港人变咗日本人，啲话由粤语变咗日语。”
阿Mike在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问：“咁音乐呢？”
“音乐……”家驹想了想，“音乐系自由咗，想写咩都得。但系写完呢？写完咪又系要出来做呢啲。”
他顿了顿，又说：“我本来以为过到嚟，可以专心做音乐，少啲应酬。点知一样，甚至仲多咗。”
阿Mike没说话。他知道家驹不是在抱怨，只是在述说。述说一种失望，一种无奈，一种“原来哪里都一样”的清醒。
挂电话之前，家驹忽然问：“你哋呢排有冇去二楼后座？”
“有啊。”阿Mike说，“寻日先去过，阿Paul嘅吉他仲放喺度，冇人郁过。”
家驹笑了笑：“好快就返去?啦。”
挂了电话，他在窗边站了很久。
窗外是东京的夜景，陌生而繁华。霓虹灯闪烁，车流穿梭，一切都和他无关。他忽然很想念二楼后座那张破沙发，想念那些堆在角落的乐器和杂物，想念朋友来去自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想念那个可以光着膀子弹琴、抽烟、喝汽水、随便骂脏话的地方。
宣传期的每一天，都像被设置好的程序。
早上，被日本经纪人接走，去参加某个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中午，和某个企业的高层一起吃饭，点头，微笑，听翻译转述那些场面话。下午，去杂志社拍照片，换衣服，换姿势，换表情。晚上，可能有电台的采访，也可能有公司的应酬酒会。
日本经纪人带着他们出入各种场合，见的都是些“重要的人”——企业高层、媒体老板、赞助商代表。他们需要做的很简单：微笑，握手，说几句客套话，然后继续微笑。
“这是必要的。”日本经纪人说，“在日本，关系很重要。”
家驹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接受归接受。
那些应酬场合，他总是话最少的那一个。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语言隔着一层，文化的差异隔着一层，身份的定位又隔着一层。他站在那些西装革履的人中间，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被人观赏，被人议论，却飞不出去。
有时候他会想起Leslie。想起以前在香港，Leslie也会带他们去见各种人，做各种应酬。但那时候，身边是熟悉的人，说的是熟悉的语言，即使觉得累，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累得那么陌生。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公寓，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家驹总是第一个拿起吉他的人。不管多累，不管多晚，他都要弹一会儿。有时候是随意地拨弄和弦，有时候是在谱纸上记下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旋律。那些在白天的喧嚣里被压下去的声音，只有在深夜才能浮上来。
阿Paul有时候会跟着一起弹，两个人一唱一和，像在香港那样。但更多时候，只有家驹一个人，对着窗外的夜景，弹着那些只有自己听得懂的旋律。
创作的欲望还在，甚至比以前更强烈。可能是因为失望，因为无奈，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都需要找到一个出口。但时间太少，白天被塞得太满，等所有人都睡了，他才刚刚开始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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