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谦的态度最为明确和保守。他引经据典，陈述君王轻离国都之弊，尤其强调新政推行正处于“逆水行舟”的关键阶段，中枢一日不可无主。“陛下乃天下之本，万民所系。北疆有赵元帅，足可托付。陛下坐镇长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方是正理。若圣驾北行，朝中万一有变，或前线战局稍有蹉跎，恐谣言四起，动摇国本。” 老臣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几分忧惧。
林风的立场则更为复杂和务实。他既理解皇帝可能希望亲临前线提振士气的心理，也深知皇帝离京带来的巨大管理挑战和风险。“陛下，北疆战事，首重后勤、情报与全局协调。臣在枢密院，日夜不敢懈怠，力求确保赵元帅无后顾之忧。陛下若在长安，圣旨朝发夕至，各方协调最为顺畅。若陛下北巡，则通讯指挥难免迁延，且中枢……需有绝对可靠之人坐镇。” 他话中的意思，是如果皇帝决意亲征，那么后方必须有一个拥有足够权威和能力的“监国”或“留守”，而这个人选，以及相应的权力制衡安排，将是极大的难题。
李重作为特务头子，考虑的角度更为阴暗和直接：“陛下，锦衣卫近日加紧侦缉，已发现数起可疑联络，涉及北疆某些旧族、长安勋贵，乃至个别中低层官吏。虽未成气候，然陛下若离京，此辈或以为有机可乘。臣有信心控制局面，然……风险终究存在。” 他顿了顿，低声道，“且陛下安危，乃锦衣卫第一要务。塞外征战，环境险恶，敌情莫测，护卫难度百倍于宫中。臣……不敢打包票。”
重臣们的意见，大多偏向于谨慎反对。这更让黄巢难以决断。
直到四月底，一份来自北疆前线、经由锦衣卫特殊渠道加急送达的密报，成为了促使黄巢下定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密报并非赵石所发，而是王浚通过锦衣卫北镇抚司直送李重、转呈皇帝的。密报中详细汇报了近期捕获的几名沙陀“舌头”和可疑商人的审讯结果，其中一条信息引起了黄巢的高度警觉：有迹象表明，沙陀方面似乎在散播谣言，称“齐帝怯懦，只敢坐守长安，弃边关将士于不顾”，并以此试图动摇边军民心，拉拢那些对朝廷新政不满的地方势力。
“怯懦”二字，像针一样刺中了黄巢。他可以接受重臣们基于理性分析的劝阻，但绝不能容忍敌人将“怯懦”的标签贴在自己和新朝身上！这不仅是个人名誉问题，更关乎整个政权的威信和凝聚力。沙陀试图在舆论和心理上先下一城，那他就要用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方式，给予最强硬的反击！
同时，王浚密报中也提及，北疆部分军民，尤其是新近补充的、经过忠义教化的新兵和底层百姓，对皇帝确实怀有极高的期待和忠诚，民间私下有“若陛下能来，必破胡虏”的议论。这种潜在的、巨大的士气资源，若不加以利用，岂不可惜？
那一夜，黄巢在宣政殿踱步至天明。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他心中的天平，终于彻底倾斜。
翌日清晨，黄巢未循常例召开朝会，而是直接下旨，召杜谦、林风、李重、新任吏部尚书（原尚书因年迈致仕）及宗正寺卿，至紫宸殿后殿议事。众人皆知必有重大决断，心情各异地匆匆赶来。
黄巢已换上较为正式的常朝服色，端坐御案之后，目光扫过众人，开门见山：“朕意已决，待北疆战端一开，朕将御驾亲征，北巡边塞，督战破虏。”
殿内瞬间一片死寂，空气仿佛凝固。尽管早有预感，但当皇帝亲口说出，仍让众人心头巨震。
杜谦面色发白，当即就要出列劝阻，黄巢却抬手制止了他：“杜卿之意，朕已深知。然朕非一时冲动。沙陀蔑视天威，散播流言，乱我军心民心。朕若不亲临前线，何以激励将士死战？何以昭示天下，大齐不畏强敌？此其一。”
“其二，新政之基，在于强军卫国。朕亲见将士浴血，体察边关艰苦，方能知军制得失，新政利弊，未来改革，方向更明。”
“其三，”他看向林风和李重，“中枢之事，朕已有安排。朕离京期间，由嫡长子监国（黄巢长子，年已十六），杜卿、林卿总领文武，李重执掌宫禁与侦缉，政事堂、枢密院、锦衣卫各司其职，遇大事可飞马报朕，亦可由监国会同诸卿议决。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法，朕授尔等临机专断之权，务必确保长安稳固，新政推行不辍！”
他将早已拟好的几道密旨取出，一一分授：“此乃朕予监国及诸卿之手谕，明确权责。另有密旨予赵石，告知朕将亲临，令其妥为预备接驾及扈从事宜，然战事指挥，仍以赵石为主，朕不为遥制。”
安排之周密，显然经过了彻夜深思。杜谦等人知道，皇帝决心已定，再难更改。且皇帝并非一味冒险，对后方安排确有考量。杜谦长叹一声，不再强谏，与林风等人一起躬身领旨：“臣等……遵旨！必竭尽全力，保陛下无后顾之忧，保社稷安稳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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