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谦的态度最为明确和保守。他引经据典,陈述君王轻离国都之弊,尤其强调新政推行正处于“逆水行舟”的关键阶段,中枢一日不可无主。“陛下乃天下之本,万民所系。北疆有赵元帅,足可托付。陛下坐镇长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方是正理。若圣驾北行,朝中万一有变,或前线战局稍有蹉跎,恐谣言四起,动摇国本。” 老臣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几分忧惧。
林风的立场则更为复杂和务实。他既理解皇帝可能希望亲临前线提振士气的心理,也深知皇帝离京带来的巨大管理挑战和风险。“陛下,北疆战事,首重后勤、情报与全局协调。臣在枢密院,日夜不敢懈怠,力求确保赵元帅无后顾之忧。陛下若在长安,圣旨朝发夕至,各方协调最为顺畅。若陛下北巡,则通讯指挥难免迁延,且中枢……需有绝对可靠之人坐镇。” 他话中的意思,是如果皇帝决意亲征,那么后方必须有一个拥有足够权威和能力的“监国”或“留守”,而这个人选,以及相应的权力制衡安排,将是极大的难题。
李重作为特务头子,考虑的角度更为阴暗和直接:“陛下,锦衣卫近日加紧侦缉,已发现数起可疑联络,涉及北疆某些旧族、长安勋贵,乃至个别中低层官吏。虽未成气候,然陛下若离京,此辈或以为有机可乘。臣有信心控制局面,然……风险终究存在。” 他顿了顿,低声道,“且陛下安危,乃锦衣卫第一要务。塞外征战,环境险恶,敌情莫测,护卫难度百倍于宫中。臣……不敢打包票。”
重臣们的意见,大多偏向于谨慎反对。这更让黄巢难以决断。
直到四月底,一份来自北疆前线、经由锦衣卫特殊渠道加急送达的密报,成为了促使黄巢下定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密报并非赵石所发,而是王浚通过锦衣卫北镇抚司直送李重、转呈皇帝的。密报中详细汇报了近期捕获的几名沙陀“舌头”和可疑商人的审讯结果,其中一条信息引起了黄巢的高度警觉:有迹象表明,沙陀方面似乎在散播谣言,称“齐帝怯懦,只敢坐守长安,弃边关将士于不顾”,并以此试图动摇边军民心,拉拢那些对朝廷新政不满的地方势力。
“怯懦”二字,像针一样刺中了黄巢。他可以接受重臣们基于理性分析的劝阻,但绝不能容忍敌人将“怯懦”的标签贴在自己和新朝身上!这不仅是个人名誉问题,更关乎整个政权的威信和凝聚力。沙陀试图在舆论和心理上先下一城,那他就要用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方式,给予最强硬的反击!
同时,王浚密报中也提及,北疆部分军民,尤其是新近补充的、经过忠义教化的新兵和底层百姓,对皇帝确实怀有极高的期待和忠诚,民间私下有“若陛下能来,必破胡虏”的议论。这种潜在的、巨大的士气资源,若不加以利用,岂不可惜?
那一夜,黄巢在宣政殿踱步至天明。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他心中的天平,终于彻底倾斜。
翌日清晨,黄巢未循常例召开朝会,而是直接下旨,召杜谦、林风、李重、新任吏部尚书(原尚书因年迈致仕)及宗正寺卿,至紫宸殿后殿议事。众人皆知必有重大决断,心情各异地匆匆赶来。
黄巢已换上较为正式的常朝服色,端坐御案之后,目光扫过众人,开门见山:“朕意已决,待北疆战端一开,朕将御驾亲征,北巡边塞,督战破虏。”
殿内瞬间一片死寂,空气仿佛凝固。尽管早有预感,但当皇帝亲口说出,仍让众人心头巨震。
杜谦面色发白,当即就要出列劝阻,黄巢却抬手制止了他:“杜卿之意,朕已深知。然朕非一时冲动。沙陀蔑视天威,散播流言,乱我军心民心。朕若不亲临前线,何以激励将士死战?何以昭示天下,大齐不畏强敌?此其一。”
“其二,新政之基,在于强军卫国。朕亲见将士浴血,体察边关艰苦,方能知军制得失,新政利弊,未来改革,方向更明。”
“其三,”他看向林风和李重,“中枢之事,朕已有安排。朕离京期间,由嫡长子监国(黄巢长子,年已十六),杜卿、林卿总领文武,李重执掌宫禁与侦缉,政事堂、枢密院、锦衣卫各司其职,遇大事可飞马报朕,亦可由监国会同诸卿议决。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法,朕授尔等临机专断之权,务必确保长安稳固,新政推行不辍!”
他将早已拟好的几道密旨取出,一一分授:“此乃朕予监国及诸卿之手谕,明确权责。另有密旨予赵石,告知朕将亲临,令其妥为预备接驾及扈从事宜,然战事指挥,仍以赵石为主,朕不为遥制。”
安排之周密,显然经过了彻夜深思。杜谦等人知道,皇帝决心已定,再难更改。且皇帝并非一味冒险,对后方安排确有考量。杜谦长叹一声,不再强谏,与林风等人一起躬身领旨:“臣等……遵旨!必竭尽全力,保陛下无后顾之忧,保社稷安稳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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