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暖阳透过窗棂，在兰台（皇家图书馆）堆积如山的简牍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竹木和墨汁混合的气息，杜预与几位精干属吏埋首其间，如同辛勤的矿工，在故纸堆中寻觅着能铸就新秩序的基石。
司马炎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中感慨。减免赋税是普惠的仁政，而与王氏联姻是稳固地方的权术，但真正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是清晰、公正且能被有效执行的法律。他深知，承袭自汉、魏的旧律，历经数百年，早已是“网密而奸不塞，刑繁而民愈嫚”（法网严密却无法杜绝奸邪，刑罚繁多百姓反而更加轻慢）。条文繁复矛盾，官吏可上下其手，百姓则动辄得咎，这绝非他想要的“德政”。
“元凯，进展如何？”司马炎走进室内，轻声问道，生怕惊扰了这份专注。
杜预闻声抬头，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脸上却带着一种发掘到宝藏的兴奋光泽。“监国，收获颇丰，亦……触目惊心。”他引着司马炎走到一旁稍显空旷的案几前，上面摊开着几卷他特意挑选出的律法条文。
“监国请看，”杜预指着一处，“此条关于‘擅兴徭役’的律令，与相隔不过数卷的另一条关于‘紧急工事’的规定，在界定上便存在模糊之处。地方官吏若想借此盘剥民力，可谓轻而易举。”他又指向另一处，“还有这‘腹诽’之罪，心无忠孝便可有司论处，标准全凭官吏一言而决，此非以法治国，乃是以吏治国，乃至以喜怒治国！”
他的语气带着痛心，也带着革新者的锐气：“旧律之弊，在于繁、在于苛、在于乱。百姓如坠云雾，不知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官吏手握利器，可随意解释，滋生腐败，屈挠正直。如此律法，非但不能禁暴止奸，反而成了扰民、害民之工具！”
司马炎默默听着，脸色凝重。他知道情况严重，但杜预条分缕析地指出来，还是让他感到心惊。“所以，我们必须重订一部新律。”他斩钉截铁地说，“元凯，我要的是一部怎样的律法，你可知晓？”
杜预肃然，清晰答道：“臣以为，新律当以汉律为基础，取其精华，去其繁苛。首要之务，在于‘简’与‘明’。条文需清晰易懂，让识字的百姓能大致明白，让官吏无法随意曲解。其次，在于‘公’与‘仁’。去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残酷肉刑，量刑需公允，罪刑需相适。更重要的是，需明确限制官吏权力，防止其以法谋私。”
“说下去！”司马炎目光炯炯，这正是他心中所想。
“例如，”杜预显然深思熟虑，“可明确规定各类案件审理的流程、时限，超期即为失职。可细化‘八议’（指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的司法特权）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成为权贵肆意妄为的保护伞。还可增设对老弱妇孺、鳏寡孤独的恤刑条款……总之，新律之精神，当以‘禁暴惩奸’为本，以‘弘风阐化’为用，最终目的，是使天下百姓知法、守法，而非畏法如虎。”
“好！甚合我意！”司马炎抚掌赞叹，“元凯，此事非你莫属。我予你全权，可在朝中择选精通律法、品性刚正之士，组成修律班子。所需典籍、人员，一应满足。”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深沉：“这不仅是在修订条文，更是在为大晋立下规矩，奠定百年基石。我们要让后人看到，我司马氏得天下，不仅要靠武功，更要靠文治，靠这煌煌法典，来证明我们与前代不同，我们是来讲‘规矩’的！”
随着司马炎的命令，一场静悄悄却影响深远的法律改革在兰台悄然展开。杜预领衔的团队，夜以继日地梳理、辩论、起草。他们广泛参考了李悝的《法经》，商鞅的秦律，以及汉初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并融入了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
过程中，并非没有争议。一些保守的官员认为，法律越严苛越能震慑犯罪，简化律法等于纵容奸邪。但杜预据理力争，引经据典，以大量实例证明“法贵简当，使人易避”的道理。司马炎则坚定地站在杜预一边，为修律工作扫清障碍。
数月后，一部崭新的律法草案初具雏形。它系统地分为刑名、法例、违制、户律、兴律、盗律、贼律、捕律、杂律等若干篇，结构严谨，条文清晰。草案呈送到司马炎案头，他仔细翻阅，看到那些被删除的苛繁条文，看到新增的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条款，看到对司法程序的严格规范，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成就感。
这薄薄的几卷草案，其重量却远超千钧。它意味着，这个新兴的王朝，正试图用一种更理性、更人道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无声的“立德”，或许比减免赋税更能深远地影响这个时代的肌理。
“将此草案下发各部、各州郡，令其详议，提出修改意见。”司马炎吩咐道，“我们要集思广益，力求完善。待时机成熟，便昭告天下，以为永制。”
他知道，一部法律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执行。但至少，他已经播下了这颗名为“法治”的种子。未来，他还要建立相应的监察机制，确保这部用心良苦的法典，不会在实行中变了味道。路要一步一步走，而修订律法，无疑是坚实而正确的一步。看着窗外渐暖的春光，司马炎仿佛看到了一个更有秩序、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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