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上了发条，一格一格向前推进。
每天清晨六点，我在冬日的寒气中醒来。窗外天色还是灰蒙蒙的，但厨房里已经飘来米粥的香气——傅文佩总是起得比我更早。
我们面对面坐在瘸腿的木桌旁吃早饭。有时是粥配酱菜，有时是烧饼豆浆，偶尔会有李副官带来的包子。简单，但温热，踏实。
七点，我开始翻译《现代经济学导论》。这本三百页的专着摊在桌上，像一座需要攻克的山。每天七页，铅笔在稿纸上沙沙游走，把那些晦涩的英文术语变成流畅的中文。手腕很快就开始发酸，但心里是满的——每一页译完，就意味着离一百五十块稿费更近一步。
九点，邮局的张先生会准时路过弄堂口。我把抄好的一百个信封交给他，他会快速抽查几封，点点头，递过来两百个铜板，还有新一天的名录。这活计枯燥，但稳定。铜板叮当落入钱匣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之一。
上午十点到中午，是裁缝铺最忙的时候。傅文佩的手艺传得比风还快，附近几条弄堂的太太小姐陆续上门。有的要改衣服，有的要做新旗袍，还有的拿着过时的长衫袄裙，想让傅文佩改成新式样。
她渐渐不再怯懦。量尺寸时声音清晰，讲解款式时条理分明，报价时也从容自信。客人们信她，不仅因为手艺好，还因为她眼里的光——那是真正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才会有的光。
李副官每天早上八点准时上工。他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布衫，头发梳得整齐，第一件事就是把鹅黄色的平台擦得锃亮，把样品旗袍挂好。他话不多，但做事细致，帮傅文佩搬布料、记尺寸、招呼客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下午通常是方瑜带来的学生客户。圣玛丽女中那些姑娘们口口相传，“傅记旗袍”在女学生圈子里有了名气。除了做衣服，英文课和记账课也开了起来。每周二、四下午，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会变成临时课堂。三个姑娘学英文，两个学记账，方瑜负责联络安排，我负责讲课。
日子忙碌，但每一分忙碌都实实在在地变成了铜板和银元，沉甸甸地落在钱匣里。
到第七天晚上，我清点账目。
翻译《现代经济学导论》的预付款五十块已经到手——方瑜的表哥周明轩很爽快，看了我翻译的前三章样本后，当场预付了三分之一稿费。
抄信封六天，收入一块二。
裁缝铺开张七天，接了十一单生意，收了定金和部分尾款，除去成本，净赚二十八块五。
英文和记账课预收了第一个月的学费，共六块四。
再加上之前剩余的钱，钱匣里现在躺着整整九十六块七毛。
我看着账本上那个数字，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一周前，我和傅文佩的全部家当是十八块七毛。
一周后，这个数字翻了五倍还多。
“妈，”我抬起头，“咱们有钱了。”
傅文佩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针线，正在给赵太太那件礼服镶边。深紫色的织锦缎在煤油灯下泛着暗哑的光泽，金线绣的牡丹雍容华贵。她听见我的话，手顿了顿，针尖停在半空。
“九十六块……”她喃喃重复，“这么多？”
“这才刚开始。”我合上账本，“等赵太太的礼服完工，尾款五块到手，就破百了。”
傅文佩放下针线，看着桌上那盏跳动的煤油灯火苗。灯光在她眼睛里闪烁，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深处被点亮了。半晌，她才轻声说：
“依萍，妈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能挣这么多钱。”
“以后会更多。”我说，“下个月翻译的尾款一百块到手，咱们就有两百块了。到时候，租个大点的铺面，正正经经开个店。”
“嗯。”傅文佩重重点头，重新拿起针线。这次她的动作比刚才更稳，更从容，针尖穿过织锦缎的嘶嘶声都带着节奏。
我翻开翻译稿，继续工作。今天要翻译的是第七章《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内容有些深，需要全神贯注。
刚写了几行，门外传来李副官的声音：
“依萍小姐，有您的信。”
我抬起头。李副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米黄色的信封。信封很厚实，质地考究，右下角印着烫金的字样——《新月》杂志社。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谁寄来的？”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送信的人说是《新月》杂志社的，指名要交给‘黑豹’先生。”李副官把信递过来，眼神里有藏不住的好奇。
我接过信封。封面用钢笔写着工整的楷体字：
“福煦路弄堂，陆依萍小姐转交‘黑豹’先生 亲启”
字迹清隽有力，墨色均匀，笔画间透着从容和修养。看得出写信人是个讲究的。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两页信纸，还有一本最新一期的《新月》杂志。
展开信纸，抬头是《新月》编辑部的专用信笺，右下角印着杂志社的地址：上海霞飞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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