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说，“等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不会客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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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约翰大学出来，我没有直接回书店，而是绕道去了印刷厂。
上个月，我找印刷厂的老板老陈印了一批书签——正面是书店的地址和开张时间，背面印着一行小字：“知识改变命运，阅读照亮人生。”印了一千张，打算免费送给来书店的客人。
老陈正在车间里忙活，看见我，擦了擦手上的油墨：“陆小姐来了？书签都印好了，在那边。”
我跟着他走到仓库，看见几个大纸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书签。拿起来一看，印刷得很清晰，纸张也厚实。
“谢谢陈老板。”我数出工钱递给他。
老陈接过钱，犹豫了一下，小声说：“陆小姐，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您说。”
“昨天……陆家的人来过。”老陈压低声音，“问我们这儿有没有印过你的东西。我说没有，他们还不信，在车间里转了一圈才走。”
我心里一沉：“长什么样？”
“一个男的，三十来岁，穿西装，戴礼帽。”老陈回忆着，“说话挺客气，但眼神不对，阴森森的。”
是魏光雄的人。
顾慎之说得没错，他真的盯上我了。
“陈老板，”我说，“以后要是再有人来打听我，您就说我很久没来了，不清楚。”
老陈点点头：“我懂。陆小姐，您……您小心点。那些人不像善茬。”
“我知道。”我说，“谢谢您提醒。”
提着书签离开印刷厂时，我心里沉甸甸的。魏光雄就像一条藏在暗处的毒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窜出来咬人。
得想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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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半，我到了沙利文咖啡馆。
这家咖啡馆在法租界，是洋人和时髦人士常去的地方。玻璃门擦得锃亮，门口挂着铜铃，推门进去，叮当作响。
顾慎之已经到了，坐在靠窗的位置。他对面坐着一位外国老先生——六十来岁，灰白头发，戴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三件套西装，手里拿着烟斗。
“陆小姐，这边。”顾慎之站起身。
我走过去，老先生也站起来，用流利的中文说：“陆小姐，幸会。我是约翰·费舍尔。”
“费舍尔先生，您好。”我伸出手。
他的手很暖，握手的力度适中，笑容温和：“顾教授多次提起你，说你是他见过最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现在见到本人，果然不凡。”
“您过奖了。”我在顾慎之旁边坐下。
侍者送来咖啡和点心。费舍尔先生开门见山：“陆小姐，我看过你的专栏。特别是那篇《衣橱里的经济学》，用穿衣打扮的成本分析女性经济地位，角度非常独特。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
我整理了一下思路，缓缓道：“因为我发现，很多女人一辈子的价值，都被换算成了几件衣裳、几样首饰。她们省吃俭用，就为了在重要场合穿得体面些。可这些体面，往往是为了给男人看，给外人看。我就想，为什么女人不能把钱花在自己真正需要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把买衣裳的钱，拿去读书，去学本事？”
费舍尔先生认真听着，烟斗在手里慢慢转动。
“还有那篇《弄堂里的女人们》。”他继续说，“你写那些洗衣、缝补、带孩子的主妇，写她们的辛苦，也写她们的智慧。这种视角，在现在的中国文学里很少见。”
“因为她们就是我的生活。”我说，“我就是从弄堂里走出来的。我见过那些女人天不亮就起来生煤炉，见过她们为了几分钱和小贩讨价还价，见过她们在男人喝醉时默默收拾残局。她们不识字，没读过书，但她们撑起了半个上海。”
费舍尔先生点点头，眼睛里有了赞许的神色。
“陆小姐，我想出版你的专栏合集。”他说，“英文版和中文版同时出。英文版主要面向海外读者，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女性生活。中文版……我希望能在上海、北平、广州这些大城市发行。”
我的心跳加快了：“真的？”
“真的。”费舍尔先生笑了，“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您说。”
“第一，书里要加一些照片。”他说，“我认识一位女摄影师，可以请她来拍。拍你的书店，拍你写的那些女人，拍上海弄堂里的日常生活。”
“第二，”他顿了顿，“你要写一篇长序，谈谈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谈谈你对女性解放的看法。”
这两个条件都不难。我几乎要立刻答应，但还是谨慎地问：“稿酬方面……”
“版税制。”费舍尔先生说得很干脆，“首印三千册，版税百分之十。卖得好再加印，版税提高到百分之十二。预付稿酬……一百大洋，够吗？”
一百大洋。
这个数字让我呼吸一窒。够书店三个月的租金，够可云绣坊半年的开销，够我和傅文佩舒舒服服过上半年。
“够。”我说，“很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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