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雪霁天晴。
我坐在书店二楼的窗前，面前摊着三份刚刚誊写完毕的信件。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笔迹——用的是左手写的仿宋体，工整得看不出个人特征。
信的内容很简单：
“监察院钧鉴：兹举报原东北军第八师师长陆振华（现居上海福煦路XX号）于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间，多次挪用军饷、克扣军需、倒卖军用物资。现有部分证据可查，涉及金额约十万大洋。望彻查。知情人启。”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只有这寥寥数语。
但已经足够。
足够让该看到的人看到，足够让该慌张的人慌张。
问题在于，这三封信，该寄往哪里？
第一封，寄往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这是最正规的渠道，理论上也最能引起重视。但问题是，监察院里有陆振华打点过的人——账本上清清楚楚记着，民国二十二年，监察院某科长嫁女，陆振华送了五百大洋的贺礼。
第二封，寄给《申报》。媒体的力量不可小觑，尤其是《申报》这样影响力巨大的报纸。但风险也大——一旦公开，就等于撕破脸皮，没有回旋余地。而且，报社里有没有陆振华的人？难说。
第三封，寄给上海特别市政府。这是陆振华的地盘，他在上海经营多年，政商两界都有关系。寄给市政府，很可能信还没到市长手里，就先落到了陆振华手里。
笔尖悬在信封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窗外，雪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进来，把桌面晒得发烫。楼下传来傅文佩和可心整理书架的轻声细语，还有偶尔响起的门铃声——有顾客来了。
这样平静的午后，我却在这里谋划着一场可能掀起惊涛骇浪的举报。
“在想什么？”
我抬起头，顾慎之不知何时站在楼梯口。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棉袍，手里拿着一份卷宗，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温和依旧。
“在想这三封信，该寄到哪里。”我把信推给他看。
他走过来，拿起信看了看，又放下：“都是匿名信？”
“嗯，左手写的，仿宋体。”
“内容呢？”
“只提了挪用军饷的事，金额写了个大概。没有提具体证据，没有提涉及的人名，更没有提账本的存在。”
顾慎之点点头：“谨慎是对的。这封信一旦寄出，就是打草惊蛇。我们要的，是蛇出洞，不是蛇死——至少现在不是。”
他在我对面坐下，从卷宗里取出一份文件：“我查了陆振华在法租界那处房产的底细。名义上是一个法国商人的产业，但实际上，陆振华通过一家空壳公司持有。而最近半年，那里住进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谁？”
“原东北军的一个旅长，姓张。”顾慎之把文件推过来，“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张旅长带着部下投了日本人。后来不知怎么来了上海，一直躲在法租界。陆振华每个月给他两百大洋，说是‘安家费’，实际上……”
“是封口费。”我说，“这个张旅长，知道陆振华在东北的事？”
“不仅知道，很可能还参与了。”顾慎之指着文件上的一行记录，“民国十八年，陆振华倒卖的那批军火，就是这个张旅长经手的。后来张旅长投日，陆振华怕他把自己供出来，就把他接到上海，好吃好喝养着。”
我翻看着那些记录。很详细，有张旅长的照片，有他在法租界的住址，有他每天的活动规律，甚至还有他最近常去的一家烟馆的地址。
“这些你是怎么查到的？”我问。
顾慎之推了推眼镜：“我有些朋友，专门做这种调查。当然，费了些工夫。”
我没有追问是什么朋友。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所以，”我把文件合上，“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举报陆振华挪用军饷，二是举报他包庇汉奸。”
“你觉得哪个更有效？”
我想了想：“挪用军饷是旧账，虽然严重，但时过境迁，查起来需要时间。包庇汉奸是现行，而且涉及抗日大义，一旦曝光，舆论压力会很大。”
“但风险也大。”顾慎之说，“张旅长是陆振华手里的筹码，也是定时炸弹。如果我们动了他，陆振华可能会狗急跳墙。”
“那我们就让他没时间跳墙。”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魏光雄。”
顾慎之眼睛一亮：“声东击西？”
“对。”我说，“我们先对魏光雄下手。他是王雪琴的靠山，也是陆振华现在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如果魏光雄出事，王雪琴会慌，陆振华会分心。这时候，我们再动张旅长这条线，他们就顾不过来了。”
“然后再寄出举报信？”
“不，举报信最后寄。”我说，“等魏光雄和张旅长的事都发酵了，陆振华自顾不暇的时候，匿名信寄到该寄的地方——那时候，这封信就不是简单的举报，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顾慎之沉默片刻，然后笑了：“陆依萍，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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