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筒里是一片死寂，没有呼吸，没有电流，仿佛电话那头连接着一片真空。
沈昭棠的心跳在喉咙口擂鼓，指尖紧紧攥着那张从档案室里带出的发票，纸张的棱角硌得她掌心生疼。
就在她以为这又是一场恶作剧，准备挂断时，一个毫无感情的、经过电子处理的机械音突兀地响起，每个字都像冰冷的钢针扎进耳膜：“请提供可核实证据。”
话音刚落，电话便被切断，只剩下一串忙音。
这不是命令，也不是请求，而是一道冰冷的门槛。
那匿名的盟友在告诉她：你拿到的东西还不够，想要扳倒高远舟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仅凭一张发票，无异于蚍蜉撼树。
沈昭棠放下手机，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她看向桌上那张摊开的发票，上面的油墨在灯光下泛着幽光，收款单位“江岸建工有限公司”几个字，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要把所有线索都吸进去。
必须顺着这条线藤，摸到真正的瓜。
她重新坐回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调出了之前通过内部渠道获取的“江岸建工”近三年的合同记录与财务往来。
上百条数据流水般划过屏幕，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所有与“云溪古镇”项目相关的资金条目逐一筛选、比对。
凌晨四点，窗外夜色最浓。
一个名字从密密麻麻的表格中跳了出来，撞入她的视网膜——刘慧。
一笔三十万的转账，收款人正是刘慧。
摘要写着“项目前期咨询费”，但转账时间却是在项目中期拨款之后，显得不合常理。
更关键的是，她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沈昭棠迅速在财政局的内部系统里检索，刘慧的个人档案赫然在列——原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会计，负责专项资金拨付审核。
一个主管会计，为何会以个人名义收取一家工程公司的“咨询费”？
档案的最后一行备注，让她的心猛地一沉：已于半年前离职。
她立刻想到了一个人，财政局的老李，一个快退休的老科员，也是看着她从新人一路走来的长辈。
她拨通了电话，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深夜失眠的闲聊。
“李叔，这么晚打扰您……向您打听个人，刘慧，以前支付中心的，您有印象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老李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警惕：“昭棠？你怎么突然问起她了？这人……邪门得很。”他顿了顿，似乎在确认周围没人，才继续说，“半年前，突然就不来上班了，没办任何交接手续，支付中心好些账都乱了。有人说她挪了钱，畏罪潜逃；也有人说她精神出了问题，被家人接回老家养病了；还有更玄乎的，说她知道的太多，被人收买了，给了笔封口费送走了。”
流言纷繁，却都指向一个事实——刘慧的消失，绝不正常。
“她不是疯，也不是贪。”沈昭棠对着挂断的电话，喃喃自语，“她是怕。”
一个能接触到核心账目的人，突然人间蒸发，这本身就是最确凿的证据。
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
沈昭棠没有回自己家，而是直接驱车赶往几十公里外的刘慧老家——一个偏僻的村落。
她换了一身便装，以扶贫干部回访的名义敲开了那扇破旧的木门。
开门的是一对神情憔悴的老人，看到她时眼神里满是闪躲和惊惧。
当沈昭棠状似无意地提起他们的女儿刘慧时，老妇人立刻抢着说：“小慧啊，她去南方大城市打工了，好久才回来一次。”
她的语速太快，像是在背诵一段早已排练好的台词。
而她身后的老汉，则死死攥着衣角，浑浊的眼睛里写满了痛苦和哀求。
这间屋子里，弥漫着谎言和恐惧的味道。
从村里出来，沈昭棠在车里坐了很久，心情无比沉重。
她给陈默川发了条信息，只有刘慧的名字和她父母家的地址。
“我这边是死胡同，他们被警告过了。”
不到一个小时，陈默川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声音沉稳而有力：“有线索了。我托在市公安局的朋友查了她的身份信息，没有查询到任何长途汽车、火车或飞机的购票记录。她根本没离开南阳市。”
“然后呢？”沈昭棠的心又悬了起来。
“我还用记者的身份，去她住的社区街道办打听了一下。有人反映，她辞职前后情绪很不稳定，经常半夜哭。社区网格员提到，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城南一家叫做‘静心’的私人心理诊所。”
静心心理诊所。
两人汇合后，马不停蹄地赶到那家隐藏在老旧居民楼里的诊所。
一位姓张的女医生接待了他们，态度温和但口风极紧，以“保护患者隐私”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沈昭棠知道，常规的询问不会有结果。
陈默川没有与她争辩，只是平静地将自己的记者证和一张名片放在桌上，缓缓推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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