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
医馆后院的鸟鸣声比往常稀疏，大概是附近的居民都闭户不出，连喂鸟的人也少了。我像往常一样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床头柜上的水银体温计。这是隔离以来的例行程序——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数据要上报街道办。
甩下水银柱，夹在腋下。五分钟后取出，对着晨光仔细看。
水银柱停在了37.5度的刻度线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看错了，又测了一次。还是37.5。
“先生...”我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发颤。
周老先生正在前堂洒扫，听到声音快步走进来。他接过体温计，在光线下仔细确认，脸色渐渐凝重起来。
“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问，声音很平静，但眼神里闪过一丝忧虑。
我仔细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嗓子有点干...头有点昏沉...浑身没力气...像是感冒前的那种感觉。”
周老先生让我坐在诊床上，戴上一次性手套，开始检查。先是诊脉——他的手指搭在我的腕部，闭着眼睛感受脉搏的跳动。大约过了一分钟，他睁开眼：“脉浮数。”然后让我伸出舌头：“舌边尖红，苔薄黄。典型的风热表证。”
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些普通的感冒症状却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周老先生摘下手套，用酒精仔细消毒双手，然后走到前堂的电话旁。他的手在拨号盘上停顿了片刻，最终还是按下了街道办的号码。
“喂，我是济生堂的周济民。我这里有个情况要报告...”
电话那头的声音透过听筒隐约传来，很严肃。周老先生一边回答一边记录：体温37.5度，症状描述，接触史...最后他说：“好，我们等通知。”
挂了电话，医馆里陷入一种压抑的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像擂鼓。
“周师父，如果我真的...”话到嘴边，我却说不下去。
“先别胡思乱想。”周老先生打断我，“可能是普通感冒，也可能是累着了。但按照规定，任何发热都必须排查。”
他走到药柜前，抓了几味药：金银花、连翘、薄荷、甘草。“我先给你熬点清热解毒的药，不管是什么，先控制症状。”
药罐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响着，药香弥漫开来。可这往常让人安心的气味，此刻却让我更加焦虑。
上午九点，街道办的人来了。这次来了三个，都穿着全套的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看不清面容。为首的拿着登记本，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
“最近十四天接触过发热病人吗？”
“有。前天接触过一个发热病人，后来确诊了非典。”
“去过医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吗？”
“去过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送一个病人。”
“在医馆接触过其他可疑人员吗？”
“每天都有来买预防药的人，但都戴着口罩，保持距离...”
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一一回答。每回答一个，心里就沉一分。
问完后，他们商量了几句，然后宣布：“需要去定点医院做隔离观察。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救护车。这三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周老先生给我拿来一套防护服——那是医馆备用的，白色的连体衣，厚厚的塑料材质。我笨拙地穿上，拉链拉到下巴，然后是口罩、护目镜、手套...每穿戴一件，就感觉离正常的世界远了一步。
穿好后，我像个太空人一样站在医馆中央，行动不便，呼吸不畅。
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最后停在医馆门口。声音尖锐刺耳，划破了街道的寂静。我能想象街坊们从窗户后面窥探的样子，能想象他们窃窃私语的猜测。
“师父，我走了。”我的声音闷在口罩里。
周老先生点点头，眼神复杂。他想说什么，最终只说了一句：“不管结果如何，记住你是个医者。医者，首先要坚强。”
车门打开，我上了车。车厢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座椅上铺着一次性塑料布。司机和医护人员都穿着防护服，像个移动的隔离舱。
车门关上的瞬间，我透过车窗看到周老先生站在医馆门口。晨光中，他的身影有些佝偻，白发在风中微微飘动。他抬起手，挥了挥。
车子启动了。医馆的门越来越小，周老先生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街角。
定点医院比我想象的更加忙碌。
发热门诊设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白色帐篷区，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每个人都戴着口罩，眼神里是掩藏不住的焦虑和恐惧。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气味，混合着隐约的药味和人体散发出的不安气息。
因为我是“密切接触者+发热”，被安排了特殊通道。预检分诊的护士给我测了体温：37.6度。她看了看我的资料——医馆工作人员，接触过确诊病例——立刻在我的登记表上贴了个红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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