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省城突然下起了太阳雨。
金色的阳光和银色的雨丝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我站在巷口，看着公交车转过街角，消失不见。
李心谣和宋南乔要去参加为期一周的暑期夏令营，地点就在省城郊区的一个教育基地。她们晚上住宿舍，白天上课、参加活动，一周后才能回来。
“记得给我们打电话！”李心谣上车前这样嘱咐。
“知道啦，你们也照顾好自己。”我冲她们挥手。
车子开远了，巷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雨还在下，细密的雨丝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转身准备回医馆，却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
天旋地转，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我连忙扶住墙壁，大口喘气。
“三钱？”
周老先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过头，看到他撑着一把黑布伞站在医馆门口，眉头微皱。
“怎么了？”他快步走过来。
“头晕...”我的声音虚弱得自己都吃惊。
周老先生扶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试了试我的额头。他的表情立刻凝重起来：“这么烫！发烧了都不知道？”
我确实没感觉到自己在发烧，只觉得浑身发冷，头晕得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脑袋里嗡嗡作响。
周老先生二话不说，扶着我回到医馆。他让我在椅子上坐下，重新试了体温，又看了看我的舌苔和眼睛。
“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问。
“就刚才...送走她们之后...”我说着，又是一阵眩晕袭来。
周老先生没再多问，转身去药柜抓药。我知道为什么——昨天博物馆里那股阴寒之气，虽然表面上被我镇住了，但那种级别的怨气还是侵入了我的身体。加上这两天陪李心谣和宋南乔到处跑，劳累过度，身体的防线到底还是被攻破了。
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这是阴气入体引起的应激反应。
药很快熬好了，黑乎乎的药汁散发着浓烈的苦味。我接过碗，一口气喝完。药很苦，但喝下去后，胃里涌起一股暖意，稍微驱散了体内的寒意。
“回屋躺着。”周老先生说，“这几天好好休息。”
我点点头，扶着墙慢慢走回房间。躺到床上时，浑身都在发抖。周老先生又拿来一床被子给我盖上，在床边放了一碗水和一条湿毛巾。
“想吐就说。”他交代完，轻轻带上了门。
我蜷缩在被子里，冷得牙齿打颤。但身体内部却像有火在烧，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让意识逐渐模糊。眼前开始出现幻象——古铜镜里那张苍白的脸，褪色的红嫁衣，还有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
“吴...”我喃喃地念叨，“吴家...”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时，窗外已经漆黑一片。房间里点着一盏小灯，周老先生正坐在床边看书。看到我醒来，他放下书：“感觉怎么样？”
“好点了...”我的声音嘶哑，“就是头还有点晕。”
周老先生又给我试了试体温：“烧退了些，但还没完全退。再喝一碗药。”
他端来温在炉子上的药，看着我喝完。然后又递给我一碗白粥：“喝点粥，养养胃。”
粥煮得很烂，加了点盐。我慢慢地喝着，感觉力气一点点回到身体里。
“你们昨天都去哪里了？”周老先生忽然问。
我一怔：“去博物馆...陪心谣和南乔参观。”
“只是参观？”周老先生看着我的眼睛，“你身上的阴气很重，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我沉默了。周老先生虽然不涉足风水玄学，但他行医几十年，对“气”的感应很敏锐。有些事，瞒不过他。
“博物馆里...出了点状况。”我斟酌着说，“我试着处理了一下。”
“处理好了吗？”
“暂时好了。”我说，“但还有些事...没完。”
周老先生没再追问，只是点点头：“先养好身体再说。”
喝完粥，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很沉，没有再做噩梦。
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烧退了大半，但浑身无力，像被人抽干了力气。周老先生让我继续躺着，按时喝药吃饭。
下午，医馆来了个不速之客。
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整洁的白衬衫，背着个相机包，一看就是记者模样。他在医馆里转了一圈，然后问周老先生：“请问，赵三钱先生在这里吗？”
周老先生正在给病人抓药，头也不抬：“他病了，暂时不能见外人。”
“我是省城晚报的记者，想采访一下赵先生关于博物馆的事...”
“他病了。”周老先生重复道，语气不容置疑，“请回吧。”
记者还想说什么，但看到周老先生冷淡的表情，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我躺在房间里，能清楚地听到外面的对话。记者？采访？博物馆的事这么快就传出去了？
接下来的两天，又陆续有几个记者来医馆找我，都被周老先生一一挡了回去。周老先生对外只说我在养病，不见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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