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笔尖沙沙声中，悄然而逝。奉天变成了沈阳。报社几经合并改组，袁镜吾从记者做到了编辑，又因“历史问题”（在伪满报社工作过）受过审查，下放过干校，最后在六十年代初因病提前退休。家搬了几次，孩子长大、工作、成家。外部的世界天翻地覆，各种运动此起彼伏。那只铁皮箱和里面的手稿，却始终被他用尽方法隐藏、保护，随着他一次次搬迁，始终安然无恙。
写作从未真正停止。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会在深夜，用最隐蔽的方式，在普通的练习簿或废纸背面，用极小的字，记下偶然听到的、关于某地“奇异天象”或“水库怪物”的传闻（尽管这些传闻大多已被纳入“破除迷信”的范畴），或是对《坠龙录》中某些段落的思考。这些零散的字纸，被他小心地收集起来，在形势稍缓时，再整理、誊抄到正式的续录稿本上。
从1945年到1970年，整整二十五年。青丝熬成白发，挺直的脊背渐渐佝偻。那部续写的《坠龙录》稿本，也从最初薄薄的几册，变成了厚厚一摞，与父亲留下的全本合在一起，占据了铁皮箱大半空间。它记录的不再仅仅是“龙”，还有一个家族在千年宿命与时代洪流夹缝中，默默传承、孤独坚守的编年史，一个个体在面对超越认知的存在时，所有的震撼、恐惧、求索与无奈的灵魂独白。
1970年，深秋。袁镜吾病倒了。多年的伏案劳神、心结郁积，加上年轻时奔波积累的伤病，终于一起爆发。检查结果是多种脏器衰竭，医药罔效。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病榻前，消毒水的气味挥之不去。窗外是沈阳灰蒙蒙的秋日天空，偶尔有枯叶打着旋落下。妻子李慧如守在床边，眼圈红肿，默默垂泪。已成家的儿子和女儿带着孙辈来看他，孩子们怯生生地叫着“爷爷”、“外公”。
临终前几日，精神稍好时，他将儿子单独叫到床前。儿子已过而立之年，在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性子敦厚，像年轻时的他，却又少了那份被秘密磨砺出的沉郁。
袁镜吾看着儿子，看了很久，仿佛要将他平凡的眉眼刻进心里。他没有提起铁皮箱，没有说起《坠龙录》，没有交代任何关于家族、关于“龙”、关于那跨越千年的“记”之使命。那些太沉重，太危险，也太……不真实。在这个讲求“科学”、“破除迷信”的时代，那些秘密更像是一个垂死老人的呓语，只会给后人带来无尽的麻烦，甚至灾祸。父亲当年不告诉他，或许也有此虑。
他只是用干枯的手，紧紧握住儿子的手，气息微弱，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晰：
“在……营口。河北区，老工人村，三栋二单元，一楼，左手门。住着一个叫……孙正仁的老人。他家里……有东西。是……我的东西。我托他保管的。”
儿子困惑地看着他：“爸，什么东西？我帮您拿回来？”
袁镜吾缓缓摇了摇头，目光越过儿子，望向病房苍白的天花板，眼神有些空茫，又仿佛穿透了墙壁，看到了极遥远的时空。
“不……不是现在。等……等太平了。真正太平的那天……会有人，去找他要。到时候……你告诉他，是袁镜吾的儿子……他就知道了。”
他停顿了许久，胸腔里发出拉风箱般艰难的呼吸声。然后，他重新聚焦目光，看着儿子，用尽最后的气力，吐出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等太平了……会有人来拿。”
说完，他仿佛耗尽了所有精力，闭上眼，陷入昏睡。那只握着儿子的手，也慢慢松开了。
1970年11月，袁镜吾在沈阳一家医院病逝，终年六十九岁。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身后秘密的书面遗嘱。葬礼简单而冷清。
“记了一辈子龙，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竟记的是什么。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是用来‘知道’的。是用来‘记’的。记了，它就还在。”
这是他给这部跨越一千四百四十五年、凝聚了袁家四十一代人心血与守望的家族秘史，写下的最后一句批注，也是他对自己孤独而执拗的一生的，最终注解。
笔落。
手稿合上。
铁皮箱盖上。
木箱锁起。
时光的尘埃，无声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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