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取出那份记录，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将它公之于众。其实静下心来回顾一下，在那几年的时间，离奇的案件接踵而至，超越了我最狂野的思维能到达的边界；阻碍我的，既非案情本身的复杂程度，也非对当事人的顾虑，因为此案涉及的人物要么已经离世，要么早已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褪去了姓名。
福尔摩斯曾对我说：“华生，除了在逻辑上确凿无疑的事实，我们应当对一切心存怀疑。”我深以为然。然而，如果事实本身将逻辑推向了它自身的边界之外，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我至今没有答案。
一切都是从一封信开始的。
那是一八九一年一月的一个阴冷早晨。
伦敦的冬天总是如此：雾气和煤烟混合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光线，即使是在上午十点，窗外的天色也像是黄昏将至。贝克街上的煤气灯仍然亮着，在浓雾中只看得见一团团模糊的黄色光晕。偶尔有一辆马车驶过，车轮碾过湿漉漉的鹅卵石路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壁炉里的火焰已经烧了一整夜，只剩下几块暗红色的余烬。我用拨火棍拨了拨炉灰，添了几块煤，火苗重新窜了起来，在墙壁上投下跳动的影子。
福尔摩斯照例斜靠在长沙发上，膝盖上摊着一份当天的《每日电讯报》，但他的视线并不在报纸上。他正仰面盯着天花板，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小提琴的琴弦，发出一连串不成曲调的音符。
我知道，这是他在思索时的惯常姿态。我们共事多年，我对他的每一种习惯都已了然于胸：当他兴致勃勃地剖析一桩案件时，他会坐直身体，十指相对，目光炯炯；当他陷入沉思时，他则会像现在这样，整个人陷在沙发里，仿佛要把自己从外部世界完全抽离出去。每当此时，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打扰他。经验告诉我，打断福尔摩斯的思路，无异于在化学反应的中途撤去酒精灯：不仅徒劳无功，还可能招致一阵尖刻的讽刺。
于是我沉默着，继续翻看手中的《柳叶刀》杂志，那上面有一篇关于热带病病理学的论文，作者是印度军医部队的一位老同事。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铅字上，但那些关于疟疾与伤寒的论述，在我眼前模糊成了一片灰色的雾。
不知为何，那天早晨的空气中有一种隐约的压迫感，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琴弦。我说不清这种感觉从何而来。也许是伦敦那阴郁的天气在作祟，也许是我刚刚治好的肩伤在隐隐作痛，又也许，那只是一种事后的直觉：在我此刻的记忆中，那个早晨的一切——炉火的哔剥声、窗外马车的辘辘声、甚至茶壶在炉子上发出的咝咝声——都仿佛被一层薄薄的、不祥的阴影所笼罩。
人总是倾向于赋予过去以某种预兆，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门外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时，福尔摩斯的反应是何等不同寻常。
脚步声很轻，但节奏分明。这是一个陌生人，走路不疾不徐。
福尔摩斯猛地坐直了身体。他的头向门的方向微微偏斜，眼睑半垂，那神情让我想起一只嗅到了猎物的猎犬。
“一个送信人，”他低声说，语气中没有一丝犹疑，“来自蓓尔美尔街方向。年长，穿制服，有纪律约束——显然不是普通的邮差。华生，我们即将有一位第欧根尼俱乐部的访客。”
我放下《柳叶刀》，正要开口询问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楼梯上已经响起了哈德森太太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两记克制而精准的敲门声，仿佛敲门的人事先已经计算好了指节与门板接触的力道与次数。
“请进。”福尔摩斯说。
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身形瘦削，穿着第欧根尼俱乐部特制的那种深灰色制服，每一粒纽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面容刻板，嘴唇紧抿，那表情与其说是严肃，不如说是一种长久训练出来的沉默。他向我们微微欠身，右手递上一只信封，左手始终紧贴裤缝，仿佛他此刻不是在贝克街的一间起居室里，而是在阅兵场上。
福尔摩斯接过信。他没有立刻拆开，而是将信封翻过来，用指尖轻轻抚过背面紫红色的蜡封。烛火下，我看清了蜡封上的图案：一只独眼，四周环绕着月桂树枝——这是第欧根尼俱乐部独一无二的纹章，据说是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亲手设计的，取“在沉默中洞悉一切”之意。
蜡封完好无损，封口处没有一丝褶皱或移位。
“你可以回去了。”福尔摩斯对送信人说。
那人再次欠身，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脚下依然是那种精确到近乎机械的步伐。哈德森太太跟在他身后，轻轻带上了门。楼梯上脚步声渐远，最终消失在贝克街的喧嚣之外。
福尔摩斯将信封放在膝头，指尖轻点着蜡封，迟迟没有拆开。他皱起了眉头。
“是迈克罗夫特的笔迹，”他说，“他很少亲自动笔写信，更少派专人送信。他通常更信任电报——在他看来，任何需要超过三句话来表达的事务，都不适合交给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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