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眼看再无谦辞余地，只好叩谢皇恩。可乾隆又说道：“你既不再请辞，便回去准备罢。明日去翰林院，同和珅、彭元瑞他们知会一声，朕也同知他们，断不会将你拒之门外。”
彭元瑞与钱大昕关系不差，但钱大昕这些年来，也素知和珅名声，这时听到和珅名字，不免犹疑，道：“回陛下，臣……”
“朕知道了。”乾隆打断道：“你的《廿二史考异》，朕看过一些，你是个聪明人，回去准备就是。”钱大昕方才醒悟，之前乾隆和自己说起蔡襄之事，便是要提醒自己，即使自己不喜和珅，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同和珅共事翰林。
回想起这些，看着身边的阮元和钱楷，钱大昕也不免为二人前途感到不安。
“他二人座师，原本是王中堂，正是正人君子之类。可如今入了翰林，只好称和珅一声恩师。将来朝堂之上，可如何是好？眼看和珅权势日盛，可不要失了正道，助纣为虐才是……”
但这些话，也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之下直说，思来想去，未免有些惆怅，便提前辞了阮元与钱楷，先自行回家去了。阮元和钱楷则约定，若日后一同学习清字，定要在散馆时一决胜负。
然而不久之后一日，孙星衍又来总商行馆找阮元谈天。无独有偶，钱楷这一日也来了行馆，想和阮元商议翰林之事。
不想此时孙星衍却道：“你二人的事，我已知道了，我在翰林有旧，你等学习之事，早已定了。裴山学习清字，伯元要学的，乃是汉书。”
钱楷听了，也不免有些诧异，道：“渊如兄，按朝廷惯例，年轻庶吉士，往往学习清字，怎么到了伯元这里，竟然改了？”
“听说是和珅的意思。”孙星衍道：“这次我改了刑部主事，王侍郎久历要务，朝中之事，听闻得多些。其实皇上最初议定时，嵇中堂见你二人年纪虽轻，学问却已不浅，便一力保荐你二人学清字。王中堂也对你二人赞许有加，故而也赞同嵇中堂之言。”
钱楷道：“即是如此，伯元没理由改学汉书啊？和珅又是怎么说的？”
孙星衍道：“正是那和珅建议皇上，改伯元习汉书。和珅说的倒是振振有词，说陕西巡抚毕沅前日上表，希望朝廷重新校勘西安的《开成石经》，故而翰林需要精通汉书，可以检校石经之人。又说伯元你精于礼学，本是其中人才。哈哈，就这几句话，皇上竟然听了。”
所谓《开成石经》，是唐代官方刻于石板的十二部儒家经典，自刻成之后千年，一直保存在西安。此时考据之风大盛，故而学者们都希望以唐人版本为底本，重新校勘儒家经典。毕沅此时上书，便是因学者之议。
钱楷问道：“若是如此，倒也有理，渊如兄，我等为官，皇上让我等做什么，我等便做什么罢了，也没什么好生气的啊？”
“那和珅懂什么石经？”孙星衍怒道：“当日散馆之时，我文章中引用《史记》里一句‘穷穷如畏’，原想着典出《史记》，常人应该识得。可和珅做了什么？他说我这是别字！因文章中被认定有别字，我一等的文章，便改了二等。可这是他自己不读书，还是我写了别字？大家心里清楚！这般不学无术之人，做得什么翰林教习？他改完我六部之后，还派人到我家，说只要出些银子，便授我五品员外郎。这般公然卖官鬻爵，还有廉耻在吗？我一言不发，直接送客。后来，便如你二人所见，只得了个六品主事。但这身鹭鸶补子，我穿起来，就是比那白鹇舒服！”清代文官六品用鹭鸶补服，五品用白鹇补服，故而孙星衍有此一说。
钱楷道：“原来渊如兄只得改主事，乃是和珅之故，渊如兄才学绝世，只得个六品，着实低了。可渊如兄，那和珅是旗人，伯元改学汉书，不是应该离他远了些吗？”
“你有所不知。”孙星衍道：“和珅虽然是旗人，但清字公文，往往是边关军事防务之用。和珅不擅军事，故而这些年来，边关军务，和珅参与一直不多。而和珅的党羽，大多也在中原。伯元，你去习汉书，恰恰是和珅教习多些。只怕、只怕有朝一日，你也会遇到我这般难处。”
这时正好杨吉走进厅堂，送上茶点，听孙星衍这句话，不由得问道：“孙相公，你说伯元入了翰林，教他读书的人，是那和珅么？”
孙星衍点点头，气愤道：“哼，教伯元读书？伯元教他读书还差不多。”
“这……这不好办了啊？伯元，你不是说翰林院是最厉害的地方吗？怎么，怎么又跟和珅碰到一起了？要不这样，你去和皇上说说，咱别去翰林院了，咱也去刑部，和孙相公一起办事多好？刑部离咱们这里又近。那天那相公不也说了？翰林和六部，也没那么大差别的。”
阮元听了孙星衍所言，一时也沉默不语，从父亲、江昉到朱珪、王杰，这些人没有一个喜欢和珅，更觉得他是清朝一大害。可一旦入了翰林，就不得不与和珅更多来往，将来如何把持心性，如何应对和珅，又如何不辜负了王杰与朱珪的一番提拔，着实想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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