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河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更热闹。护商队名声在外，南来北往的商人、逃难的百姓、寻活路的猎户，像潮水般涌来，短短半年，镇上的人口就翻了两番。原本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临时搭起的棚子连成了片，连镇外的荒地都冒出了新垦的田垄。
人多了，麻烦也跟着来。街头巷尾多了些游手好闲之辈，时有口角斗殴；商队卸货时，总有孩子偷偷摸走些零碎；甚至有外地来的地痞，想学着别处的规矩，向小贩收“地皮钱”。
“得立个规矩了。”江山好看着乱糟糟的街面，对季宗布道，“再这么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乱套。”
两人合计着，想在柳子河设个“民务处”，管治安、管买卖、管田产，还想请个懂律法的先生来断官司。可这事得经奉天知府点头，不然就是“私设公堂”，名不正言不顺。
季宗布带着礼物去了趟奉天城，回来时却憋了一肚子气：“那知府就是个吸血鬼！说要批文可以，先拿五千两‘孝敬’，往后每个月还得缴三成商税，不然免谈！”
“他敢！”江山好一拍桌子，伤口又隐隐作痛，“咱们护商队保着奉天的商道，他不感激就算了，还敢伸手要钱？”
消息传到北京，白颖宇正在永丰号核对账目。陈之安把季宗布的信递过来，他看完冷笑一声：“这知府是把柳子河当成肥肉了。”
“三爷，要不咱忍了？五千两虽多，总比闹僵了好。”陈之安劝道。
“忍？”白颖宇摇头，“这次给了五千两，下次就敢要一万两。这种人，喂不饱的。”他提笔写了封信，“你把这个给盛京将军府的文案先生送去，就说是我一点心意。”
信里没提知府索贿的事，只说柳子河商队近来护商有功，商户百姓激增，为方便管理，拟设民务处，恳请将军府“酌情批示，以安民心”，随信附上的，还有两千两银票——这是给文案先生的“润笔费”。
盛京将军本就看重柳子河的商路，见白颖宇把话说得漂亮，又有实惠送到，当即批了文：“着柳子河设民务处，协助地方治理，所收商税专款专用，无需上缴奉天府。”
批文送到柳子河那天，江山好让人把文告贴在镇口的石碑上，红底黑字，格外醒目。奉天知府得知后，气得摔了茶碗，却也不敢明着违抗将军府的命令，只能暗地里使绊子——故意拖延发放柳子河商户的营业执照。
“他不给，咱自己造！”白颖宇得知后，让人刻了枚“柳子河民务处”的木印，凡在镇上开店的商户，只要登记在册、承诺守法经营，就给盖印发照，效力等同于官府文书。
商户们见民务处办事公道，收的商税比别处低一半，还管调解纠纷，都乐意来登记。没几日，镇上的铺子就都挂上了民务处发的牌照，反倒显得知府那边的营业执照成了多余。
民务处的头一桩事，就是整治治安。江山好从护商队里挑了十个做事公道的弟兄，组成“巡街队”，腰间挂着短铳，白日里在街上巡逻，夜里打更报时，谁要是敢闹事，当场拿下，轻则罚劳役，重则逐出镇子。
有个外地来的地痞不信邪，非要收小贩的“地皮钱”，被巡街队逮住，绑在石碑旁示众三日，从此再没人敢胡来。
接着又立了“商规”：买卖公平，不许缺斤短两；药材必须保真，违者砸铺子；粮商不许囤积居奇，民务处按月核价，高了低了都不行。规矩简单明了，却透着一股子实在。
白颖宇特意从北京请了个退隐的老秀才来当“账房先生”，管民务处的收支。老秀才清廉，每一笔钱都记在明处：收的商税，一半用来发巡街队的饷银，一半用来修桥铺路、接济孤寡，月底张榜公布，谁也做不了假。
奉天知府看着柳子河越来越规整，心里痒痒，又派人来“巡查”，想挑些错处。可街上干干净净，商户笑脸相迎，连乞丐都被民务处安排去扫街挣饭吃，实在挑不出毛病。
“白颖宇这老狐狸，倒是会笼络人心。”知府望着柳子河的方向，恨恨地说，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里日渐兴旺。
入夏时，柳子河的民务处已经像模像样。巡街队的弟兄穿着统一的灰布短褂，在街上巡逻；老秀才戴着老花镜，在民务处里给百姓写文书；甚至还有了专门的“调解室”，俩家为了地界吵架，找民务处评理，总能说得明明白白。
江山好站在新盖的民务处门口，看着往来的百姓，对季宗布道：“三爷说得对，光有枪杆子不行，还得有规矩。你看现在，多踏实。”
季宗布点头，指着远处护商队操练的操场：“等秋粮收了，咱再盖所学堂，请个先生来教孩子们念书。”
白颖宇从北京寄来的信里说：“治家如治国，规矩立住了，才能长久。柳子河不只是商道，更是咱白家在东北的根，得好好浇灌。”
夕阳下，柳子河的炊烟袅袅升起，混着商队的吆喝声、孩子们的嬉笑声，像一首安稳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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