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没有关，只是虚掩着。他推开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尖锐的呻吟，像是从沉睡中被惊醒的老人。校园里漆黑一片，只有靠里的一间平房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隆复生？”
陈阿姨的声音从灯光处传来。他循声走过去，看到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屋子，既是卧室又是厨房又是客厅。一张木板床，一个蜂窝煤炉，一张折叠桌，两把塑料椅子，一台十四寸的老式电视机。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沈老师的遗像——和隆复生口袋里的那张照片是同一时期拍的。
“陈阿姨。”隆复生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他的皮鞋踩在门槛上，发出刺耳的吱嘎声。
“进来吧。别嫌弃。”陈阿姨从床上起身，动作很慢，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让她直不起腰。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但她的眼睛很亮，亮得让隆复生不敢直视。
“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隆复生撒了谎。他其实一整天只吃了一碗泡面。
“骗人。”陈阿姨白了他一眼，转身从蜂窝煤炉上端下一口铝锅，揭开锅盖，里面是半锅红薯稀饭和一碟咸菜。“吃吧。不是给你准备的，是我自己晚饭做多了。”
隆复生端着碗，喝了一口稀饭。红薯切得很大块，煮得稀烂，甜味渗进了米汤里。这是他小时候最熟悉的味道——家里穷，买不起菜，母亲总是在稀饭里放红薯。他曾经发誓，等赚了钱，这辈子再也不吃红薯稀饭。可此刻，这一口稀饭咽下去，他的喉咙忽然哽住了。
“陈阿姨，您说沈老师给我留了东西……”
“急什么。”陈阿姨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端详着他，“你先说说，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隆复生苦笑了一下。“您不是都从电视上看到了吗？”
“电视上说的是你的公司，不是你的心。”陈阿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沈老师教了一辈子书，最看重的不是学生考了多少分、赚了多少钱，而是他们有没有一颗安顿的心。你的心安顿吗？”
隆复生放下碗，沉默了很长时间。
“不安顿。”他最终说，声音很低，像是在对自己坦白，“这二十年来，从来没有安顿过。我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陀螺，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公司，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赚了一个亿想赚十个亿，赚了十个亿想赚一百个亿。我以为只要赚够了钱，就能买到安顿。可是我发现，每当我爬上一座山，前面总有更高的山。我不停地爬，不停地爬，爬到最后，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爬了。”
“那你为什么要爬呢？”
“因为……大家都在爬。”隆复生抬起头，眼神里有了一种近乎天真的困惑，“陈阿姨，您能理解吗？在那个世界里，你不进步就是退步，你不扩张就是萎缩，你不吃掉别人就会被别人吃掉。没有人在乎你累不累，每个人只看你的数字——你的资产规模、你的市场份额、你的排名。我就是被那些数字推着走的。推了二十年，推到今天，终于把自己推下了悬崖。”
陈阿姨静静地听他说完，然后站起身，走到床头的柜子前，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一个用蓝布包裹的东西。她一层一层地打开蓝布，露出里面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很旧了，边角磨损，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复生亲启。”
隆复生接过信封，手指触碰到纸面的那一刻，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他认得这笔字——瘦硬、端方，一笔一画都不苟且，像沈老师本人一样。他在信封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
里面有三样东西：一封信、一把钥匙、一本手抄的小册子。
他先展开那封信。信纸是那种最廉价的方格稿纸，已经发黄发脆，沈老师的字迹依然清晰：
“复生吾徒：
见信如晤。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你不要难过，人总有一死，我这一辈子，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教了一群好学生，够了。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是2009年的春天。那年你回来看我，给我带了一盒上好的龙井茶，还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万块钱。你把钱塞给我的时候说：‘沈老师，您把这破学校关了吧，到镇上享享清福。’我笑着把钱收下了，但我没有告诉你，那些钱我一分都没花，都存在信用社里。我不是不想享福，我是放不下。
放不下这所学校，放不下那些孩子，也放不下你。
复生，你是我教过的学生里最聪明的一个。你聪明得让我害怕。因为你太聪明了，聪明到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规则都可以被计算、被利用、被绕过去。你考大学的时候，政治试卷上有一道题问‘什么是幸福’，你答的是‘幸福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看了你的答案，笑了半天，然后又哭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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