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复生盯着屏幕，手心慢慢渗出汗来。他不是没有挣扎，那种感觉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但他没有立刻做任何决定。他从来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他只是在下班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地铁回昆山，而是买了张高铁票，去了苏州。
高铁上，他靠着车窗，看窗外的灯光连成一条条光河，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电路板，每一盏灯都是一个焊点，焊接着某个人的欲望、焦虑或者不甘。他的手机震了几下，工作群里周维远发来一条消息：“留园别院项目的法务意见，周五前必须出。”后面跟着三个感叹号。
隆复生没有回复。他把手机扣在膝盖上，闭上眼睛。
四十分钟后，高铁到达苏州北站。隆复生打车直奔留园别院。出租车在一条窄巷子口停下，司机说：“里头进不去了，您自己走吧。”
隆复生下了车。巷子是石板路，被雨水浸得乌黑发亮，两边的白墙上爬满薜荔，叶子肥厚油绿。走了大约三百米，巷子尽头出现一座门楼，砖雕门楣上的字迹已经被岁月磨平，但还能隐隐看出轮廓。门虚掩着，铁锁早就锈死了，一推就开。
隆复生走进去。
园子比他想象的小，但比他想象的美。三进院落，正中一个半亩见方的池塘，水里长满了浮萍，池边一座水榭，屋顶塌了一半，但梁上的雕花还在——缠枝莲、卷草纹、如意云头，每一刀都干脆利落，不像现在的装修，满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俗气。正堂的大门开着，里面空空荡荡，只墙上挂着一块木匾，上面四个字：“随缘居。”
隆复生站在那块匾前，一动不动。
匾是楠木的，暗红色底子，绿漆填字。笔迹是颜体，厚重端方，但笔画之间有一种不急不躁的从容，像一个人在说一句不急不躁的话。隆复生想起祖父说过，曾祖父题完这块匾后，在园子里住了三天，一步没出门。三天后他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离开，他只说了两个字：“够了。”
够了。不是没有得到，不是无法留住，而是“够了”。隆复生站在空荡荡的大堂里，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心里浮上来。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像一个人在水底憋了很久的气，终于冒出了水面。
他在园子里待了一个多小时，把每一处都走了一遍。荒草丛生的假山，堵塞了的曲水，倾倒的石笋，剥落的粉墙。一切都破败不堪，但一切也都坦坦荡荡。这座园子没有在哀求什么，也没有在怨恨什么。它只是存在着，像一棵老树，像一块石头，像一场下了很久终于停了的雨。
隆复生离开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他回头看了一眼门楼上的砖雕，月光照在上面，那些花鸟人物都活了似的，在青灰色的砖面上微微浮动。
手机又震了。周维远：“小隆，进度怎么样了？”
隆复生看着这条消息，忽然觉得很好笑。不是因为周维远催得紧，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活过。三十五年来，他一直活在别人的进度里——父母的期待、领导的指令、社会的标准、同龄人的比较。他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玩偶，按照预设的轨迹往前走，从小学走到大学，从大学走到公司，从公司走到出租屋，从出租屋走到坟墓。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想要什么？
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这座园子。不是作为资产，不是作为项目，不是作为任何人的工具。他就是想要它活着，像它曾经活过的那样，像一个可以让人走进去、坐下来、静下来、什么都不想的地方。
隆复生把手机揣进口袋，沿着巷子往外走。他的步伐不快不慢，但和来时已经不同了。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走路的人，现在他是一条走路的河。
三 一粒种子需要时间
第二天早上，隆复生没有去公司。
他坐在出租屋里，窗外是昆山的一条普通街道，早点摊的油烟飘上来，混着煎饼果子和豆浆的味道。他面前摊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个空白的文档，光标一闪一闪的，像一只耐心的眼睛在等他开口。
他没有写那份尽职调查报告。他写了一封信。
收件人是公司董事长陈伯雍。隆复生在这家公司工作七年，从未与董事长说过一句话。但他知道，所有违背常理的事，都必须直接找到能做决定的人。这封信他写了四个小时，改了十二遍。最初几版充满了情绪，后来慢慢平静下来，像一锅沸水渐渐收成了小火慢炖的汤。
他没有在信里提曾祖父的事。他只说了一件事：留园别院的价值不在于它值多少钱，而在于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安静的地方。如果把它改造成私人会所，它将成为另一道围墙；如果把它修复后向公众开放，它将成为一扇门。信的最后，他没有请求什么，只写了四个字：“请再想想。”
发完信后，隆复生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去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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