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掏出手机，未读消息一百三十七条。他一条都没点开，而是翻到了通讯录最底部，找到了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名字——方济舟。
方济舟是他大学时的哲学课老师，一个古怪的老头。当年在LSE，方济舟的课永远是人数最少的，因为他不讲功利主义、不讲实用哲学，只讲那些“没用”的东西——老庄、佛学、斯多葛学派。他记得方济舟在课堂上说过一句话：“你们学金融、学管理的，将来都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一批人。但我希望你们记住，赚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们赚着赚着，就把自己给丢了。”
隆复生犹豫了几秒，拨出了电话。
响了三声，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苍老但清晰，带着一点沙哑：“复生？是你吗？多少年没联系了？”
“方老师，是我。”隆复生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客套话，但最后只说出来一句，“方老师，我觉得我把自己丢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方济舟轻轻的笑声，不像是嘲笑，更像是某种理解的叹息。
“孩子，”方济舟的声音穿过电波，带着一种奇异的温暖，“你知道吗？中国有句古话，叫‘莺花茂而山浓谷艳，总是乾坤之幻境；水木落而石瘦崖枯，才见天地之真吾’。你现在的感觉，不是丢了自己，是那些莺莺燕燕的东西终于开始褪色了。”
隆复生握着手机，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
外滩的钟楼敲响了十二点，钟声在夜空中回荡。他站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心脏地带，周围是璀璨到近乎虚幻的灯火，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浮出了水面，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二 悬崖勒马
隆复生没有等到下周的土地拍卖。
他做了一件让整个金融圈都为之震动的事——主动向监管机构举报了自己公司参与的围标行为，同时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那份代持协议，以及过去三年里所有类似的灰色交易记录。
消息传出去的那天，他的手机几乎被打爆。
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他的合伙人陈维远，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愤怒：“复生，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这是自首！你这是在把所有人都拖下水！”
隆复生很平静地说：“维远，我知道。”
“你不知道！”陈维远几乎是吼出来的，“张总那边已经放话了，说你是‘不讲规矩’的人。复生，这个圈子很小，你自断后路，以后谁还敢跟你合作？”
“那就不要合作了。”隆复生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陈维远的声音变得很冷：“复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身体出问题了？”
隆复生一愣，随即明白了陈维远的潜台词——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得了绝症、命不久矣的时候，才会做出这种“不理智”的事情。
“我身体没有大问题。”隆复生说，“我只是想清楚了。”
“想清楚什么？”
隆复生想起方济舟在电话里说的一句话：“你们活在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世界里，你们的欲望、你们的焦虑、你们的成功标准，都是被人为设计出来的。你以为你在做选择，其实你只是在一个被设计好的轨道上滑行。”
“我想清楚了一件事，”隆复生对陈维远说，“我过去十年追求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电话被挂断了。
接下来的三天里，隆复生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他的朋友圈里，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们，像是约好了一样集体失声。微信消息从一百三十七条骤降到每天不到十条，而且大部分是媒体记者发来的采访请求。
他的父亲隆敬业在第二天打来电话，语气是隆复生从未听过的冰冷：“复生，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年才建立起这些人脉和信任吗？你知道你这一举报，隆氏集团会损失多少吗？”
“爸，”隆复生说，“你还记得我小时候，你带我去普陀山，在寺庙门口看到一个乞丐。你把一枚硬币放在我的手心里，让我去递给那个乞丐。你说，‘复生，做人要善良。’”
电话那头沉默了。
“后来我长大了，你教我的东西变了。你教我什么叫‘规则’，什么叫‘变通’，什么叫‘上面有人好办事’。爸，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善良变成了一件丢人的事情。”
隆敬业没有回答，直接挂断了电话。
隆复生看着暗下去的手机屏幕，苦笑了一下。他没有怪父亲，因为他知道父亲也是这个系统的受害者。父亲出生在五十年代，经历过饥饿、动荡、贫困，那一代人骨子里有一种对“安全”的极度渴求。权力和金钱对父亲来说不是欲望，是铠甲。父亲用它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生怕一不留神就被世界伤害。
但隆复生想，他这一代人不一样。他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他的痛苦不是匮乏，而是过剩——信息过剩、选择过剩、欲望过剩。他被浸泡在一个巨大的、五光十色的泡沫里，直到现在才感觉到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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